论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执政党研究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的党的意识形态,为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思想基础,通过经济建设增强执政绩效,为执政的合法性构建了物质基础,通过加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与法律的建设,为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法理基础,通过党风建设凸现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为执政的合法性构筑了道义基础,通过制定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为执政的合法性提供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系列重构使得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了“文革”结束后执政合法性资源流失的局面,对新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认识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执政党面对的首要问题,我们党一贯非常重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作为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有着内容丰富而又各具特色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关注合法性的军事基础;邓小平着眼于发展问题;而江泽民把合法性归之于党的先进性。研究并继承、丰富和发展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具有重大的意义。

试论邓小平重塑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从三个方面成功地重塑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即:坚持扬弃原则,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促进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完善;强化执政党意识,注重执政绩效,把发展作为"最大的政治";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发展。重新探究新时期邓小平关于重塑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思想,对于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转型期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模式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要进行多元重构,从利益的维度看,"包容性增长"式绩效是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从结构的维度看,宪政法治的治理是执政合法性的程序性基础;从价值维度看,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是执政合法性的情感性基础。因此,"包容性增长"式绩效型合法性模式,宪政法治的法理型合法性模式,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型合法性模式是当前建构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最主要的模式。这三种模式共同促进执政合法性的稳固与成长。

论公民社会的兴起对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正在发育、生长和崛起。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给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带来了重要影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性资源的转换

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性资源正由意识形态主导型、领袖魅力主导型、经济绩效主导型向社会状态和谐主导型转换。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合法性基础性资源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更符合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需要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更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来实现。

论社会转型期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基础,是政治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面对社会转型给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带来的影响,我们党应创新意识形态、加快经济发展和推进法制建设,不断巩固和拓展党执政的理念基础、绩效基础和法理基础。

论合法性视角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合法性主要反映的是人民对统治当局及其实施政策所持的态度,是说明执政党执政能力最核心的要素,也是其稳固执政的重要因素,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要求执政党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执政的绩效基础;发挥利益整合作用,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发展党内民主制度,拓宽民众的意愿表达渠道;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强化权力约束机制。

社会建设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新转向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为"四位一体"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一体的开启,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新的转向,这种转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执政理论从"稳定论"转向"和谐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从经济增长、解决温饱转向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执政方略从社会控制转向社会管理;改革重心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社会体制改革。

依法执政写新篇

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这对业已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扩大其执政合法性基础,巩固其执政地位,实现其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自律:廉洁型政党建设的道德之困

保持政党的廉洁性,是一个执政党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形成清明的政治,才能赢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才能奠立雄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这是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通观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政治,没有哪一个腐化堕落的政党能够保持长期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情形,在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