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府与沪案交涉的失败

沪案交涉是由执政府担当的,但执政府为延长其政治生命,只知利用五卅运动中的“民气”以对内,并没有真正谋划沪案交涉,导致交涉主张不统一,交涉策略不明朗,交涉步骤不一致;同时,各外交官员在开展外交时也进行“内争”,相互推诿卸责,导致沪案交涉延宕;江苏地方官员和各派军阀也以外交之名,与中央一起争夺上海地盘;此外,沪案发生时,上海无军政大员负责的现状也影响到了沪案交涉的开局。这些才是沪案交涉无功而终的主要原因。

段祺瑞执政府与孙中山丧事的举办

孙中山逝世后,其家属和国民党人在北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移灵、公祭、送殡等活动。在当时的背景下,国民党人要在北京举办如此规模的治丧活动,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态度是十分关键的。段祺瑞及其政府虽然对孙中山丧事态度暧昧,但基本上主动参与、配合孙中山的丧事,并做了许多辅助性和保障性的工作。北京政府的参与和支持,是孙中山丧事顺利举办的重要条件。

关于“三一八”事件的三种写法--以《记念刘和珍君》《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执政府大屠杀记》为例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和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基于洞察人性、批判政府、揭露社会黑暗的基础之上记叙了“三一八”事件,但三者借助不同的叙事方式表达出不同的写作意图:鲁迅以片段式的叙述纪念刘和珍,抑制不住内心对执政府的愤恨,同时又讽刺“流言家”的冷漠;周作人也以片段式叙述吊唁刘和珍、杨德群二人,抒发内心对死者的真挚情感,通过“感想”之事侧面表达对政府的无望;朱自清以全景式自叙来呈现“三一八”事件的真相。

冯玉祥国民军与段祺瑞执政府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不久,与奉系张作霖等拥段祺瑞上台。1926年4月10日,冯玉祥国民军又将段祺瑞推翻。从此,冯的政敌给他冠”倒戈将军”的称号。冯玉祥及国民军与段祺瑞执政府的关系比较复杂。本文试述其发展始末,并以此窥探冯玉祥政治思想发展过程。

浅论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与抵货运动

1925年的抵货运动是中国近代一次较大的抵货运动,这次抵货运动波及范围广,影响大。抵货运动发生后,执政府面对民众的压力,起初对抵货运动采取支持态度。民众的抵货运动也史无前例的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当民众的力量过大时,执政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转为压抑群众抵货运动。1925年抵货运动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卅惨案发生后各机关团体暨驻外机构致执政府外交部电文选

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风潮席卷全国,各机关团体纷纷致电执政府外交部,督促其对外强硬交涉,以维主权;各驻外公使亦报告驻在国及当地华人华侨对五卅事件的态度与反应等。

段祺瑞“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的卖国外交

(一) 1925年的五卅惨案,点燃起全国性的革命烈火,各大中小城市以至偏僻的乡村举行了多次反帝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国人民英勇而坚决地向帝国主义作决死的斗争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主义时期之第一页啊”!现在我们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目的,“决不上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一日不推翻。

俯顺民族运动:对执政府“修约提议”的再认识

"五卅"惨案的发生,很快激起了以变更(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言动为重心的民族运动。执政府对于变更不平等条约言动自始即有主动的因应,以至正式向各国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使变更不平等条约运动走到实际行动的边缘。从国际法视角看,执政府是举的确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对变更不平等条约运动和民族运动的趋向演进有一定作用。但在列强的协调对华政策面前,执政府显然无力走得更远。

伪满洲国“国都”及“执政府”选定历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启了东北长达十四年的苦难岁月。1932年3月,又炮制了伪满洲国,并将长春改名为"新京",成为傀儡政权的"首都"。伪满洲国"国都"及"执政府"选定历程,记录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累累罪行,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

合肥人刘和珍“移籍”始末

从娇艳的生命之花凋谢在北洋军阀执政府门前那一刻起,刘和珍这个名字就化为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楷模,成为中国现代史和妇女解放运动史上作作有芒的英雄。而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那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更是激励着几代人奋勇前行,前仆后继。

“五卅”运动与国内政局

因五卅惨案而起的五卅运动波及全国,持续半年之久,最后不了了之。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当时国内政治混乱,派系纷争,当政者各怀异志,或有意拖延,或推诿职责,或举措失宜,是致使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召开的中苏会议的流产及其原因

1924年中苏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一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允于本协定签字之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按照后列各条之规定,商订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予以施行。此项详细办法,应从速完竣,但无论如何。

辛亥革命终结的启示——段祺瑞挽救共和的最后一跃

关于辛亥革命，必须回答的问题之一，是这个革命在何时和如何终结？ 1640年的英国革命终结于1688的光荣革命，1689年的《权利法案》是这次革命胜利的标志。1799年11月9日的雾月政变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终结，以第一执政拿破仑为首的执政府制定宪法后宣告：“革命已经稳定在革命开始时的若干原则上，革命结束了!”1804年的《拿破仑民法典》是这次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有了这些成果，史册刻上胜利这个词，可谓名副其实。

危机与暴力:北伐前夕北京群众运动的政治文化研究(1924-1926)

北京政变后成立的临时执政府始终未能摆脱其合法性危机,而北京地区的民众运动则因为政党力量的介入而日益政治化、组织化和暴力化,遂有试图依靠平民力量以推倒政府的首都革命。此后,大沽口事件再次激发民众以抗议示威为名而采取推倒执政府的激烈行动。正是民众与执政府之间的长期激烈对抗为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埋下伏笔。

国民军与善后会议

1925春，段祺瑞为使自己重新当政合法化，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该会实质上成为各派政治势力分赃攫利的场所。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以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与段祺瑞执政府合作又斗争。这一切都是冯玉祥及国民军军阀政治的重要表现。

一九二五年的“胡憨之战”

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不久的1925年2、3月间,河南西部爆发了胡景翼与憨玉琨争夺地盘的一场战争,史称“胡憨之战”。这次战争,实际上是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主要为二、三两军)与刘镇华为首的镇嵩军之间的争斗,也可说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余波。为弄清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需从战争爆发前夕憨玉琨出兵洛阳驱逐直系败将吴佩孚事件说起。1924年11月,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遭到惨败,由天津经海道南下转到汉口。本拟在此组织所谓护宪军政府,图谋东山再起。因直系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等不予支持,计划无法实现,遂于是月19日再由汉口到达郑州,并于当日重返老巢洛阳,设护宪前敌总司令部。吴虽遭失败,但在鄂、豫等省仍拥有一定的力量。

孙中山公祭奉安纪略

治丧处的设立与活动 三月十二日下午二时,汪精卫以噩耗电报广州国民政府。胡汉民以代行大元帅职务,立即在大本营召集留穗军政要人商议,一致议决组设大元帅哀典筹备委员会。 同日晚上,北京行馆国民党同人也组成治丧处,以经纪善后事宜。治丧处设三个股,秘书股以汪精卫领衔,股员有戴季陶、邵元冲、徐谦、谢持、杨庶堪、易培基、谢无量、黄昌毅、吴稚晖、于右任、杨杏佛、邹鲁、杨延钰等四十四人;事务股以孔祥熙领之,有马超俊、姚禔昌、黄惠龙、马湘等七十六人;

论散文叙述

论散文叙述薛奇一，晏美华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这种反映活动可以倾注于生活事件本身，可以着力呈示某个场面，还可以在大致地铺陈故事或展示场面的基础上倾泻激情，辩正道义。文学作品所以具有那样强的感染力，主要在于它能以书面语形式，将引人入胜的生活事件整个发展...

试论拿破仑时代的参政院

马克思说:“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侯,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①这是因为法国革命所取得的“社会、行政、立法各方面的成果”都是“在拿破仑时代才得以巩固下来的。”②参政院(Conseil d’Etat)即法国的行政法院,就是拿破仑时代留下的一份重要遗产。

“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谈《纪念刘和珍君》中的一个片段

《纪念刘和珍君》是鲁迅先生针对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屠杀爱国人士的“三·一八”惨案而写的一篇纪念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