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公安机关参与式执法探究

重大疫情期间,公安机关面临案件数量急剧增加、疫情案件办理难度大、警力不足与相对过剩、防疫和执法工作交织重叠等问题的挑战。由于执法者和防控双重身份的影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执法偏差在公安民警执法工作中显现。在重大疫情期间公安机关的执法情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公安机关推行参与式执法是重大疫情时期执法情势的必然选择。为应对重大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公安机关应该创新执法观念,构建疫情防控导向的参与式执法体系,实现疫情案件的早期干预、处置前移和整体作战。公安机关参与式执法体系由主动型执法模式、整体执法机制、能动执法策略三个方面构成。

安全竞争格局下的基层执法及其生态优化

在中央高度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策导向下,地方政府对安全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避责和竞优的双重逻辑支配下,地方政府围绕保障安全这一治理目标展开竞争的趋势日益显著。安全竞争改变了基层执法所处的科层生态,从执法资源、执法组织、执法技术、执法目标四个维度形塑着基层执法。这种形塑效应覆盖了执法活动从决策形成到正式开展的各个阶段。安全竞争格局下,科层执行效能衰减导致的执法不严问题被抑制,但在高强度竞争的阶段或领域,可能出现执法资源分配效率降低、执法组织协作机制失灵、执法技术难以发挥作用、执法目标偏离预设标准等执法偏差问题。安全竞争格局下的执法偏差,根本上是由竞争环境的生态失衡导致的,要避免或矫正执法偏差,需从健全安全风险全过程治理机制、调适惩罚和激励机制的强度、优化执法资源的配置结构等方面入手,对执法生态进行改良和优化。

执法能力的损耗与重建——以基层食药监执法为经验样本

执法是一个交织着执法偏差与执法纠偏的复杂实践,执法能力的损耗与重建是理解这一复杂实践的有益视角。执法能力会因行政体制内部张力而有所损耗,产生内部控制失灵、执法地方化、部门"孤岛化"等问题。执法能力也会在社会中发生损耗,造成执法资源稀释、执法过程异化等现象。面对执法能力的损耗,执法者应通过灵活执法、解释和创造规则、集中执法资源、建构执法空间等策略,在一线执法场景中再造执法能力。立法者和决策者也应不断改革和优化执法体制,通过强化执法控制、重构执法责任、延伸执法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来推动执法能力的重建。以基层执法经验作为分析样本,理解执法能力的损耗与重建机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转型期中国执法的实践逻辑,为当下的执法体制改革和执法能力建设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