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协商的滥用及其防范

行政执法协商作为一种柔性的执法方式,有效地弥补了强制性执法的不足,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积极影响的同时,存在着协商交易、假意协商、违法协商等滥用的风险。目前,行政执法协商这一新型执法方式还处在一个摸索前进的阶段。因而,只有进一步从执法裁量权、协商执法程序、执法人员素质、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才能使执法协商真正发挥出营造和谐执法秩序的目标。

论反垄断执法协商的程序约束

反垄断执法协商是一种有助于提高执法效率的制度安排。对反垄断执法协商进行程序约束有利于保障相对人参与、防止反垄断执法权滥用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反垄断执法协商程序约束的基本要求是保持协商进程的透明性、程序参与的充分性和纠纷处置的有效性。我国《反垄断法》确立了经营者承诺制度,但该制度存在披露规则缺失、程序参与缺乏保障、纠纷解决程序不明等不足。为了完善我国反垄断执法承诺制度,我国应当建立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承诺评论制度,同时健全纠纷解决机制。

规制视域下的反垄断协商执法研究

作为反垄断法实施制度重要内容的执法制度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对此问题解决的基点在于选择协商还是对抗的制度模式。这两种制度模式并无先验的优劣,但从反垄断法的特性及其实施在于通过建构竞争秩序,以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来看,协商制执法是其较优的选择。同时,反垄断法的特性和实施目的决定了其执法是包括抽象执法和具体执法的广义执法,而执法的重心是抽象执法。具体执法中的协商制度,主要体现于执法和解与行政指导。抽象执法中的协商制主要体现在透明性、公众参与制订规则,以及规制影响分析中。对中国反垄断协商制执法来说,在转变执法观念的同时,其关键是遵循规制法的一般规则,完善抽象执法中的透明性、规则制定中参与协商,以及规制影响分析等制度约束。

试析法治政府视野下的协商式行政执法

在行政执法中引入协商机制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协商式行政执法有助于减少行政纠纷的发生和提高行政效率及公众认可度。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思想为协商式行政执法提供了文化支撑,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与行政活动的广泛实践为协商式行政执法奠定了现实基础。为了防止对协商式行政执法的滥用,需要从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及监督机制等方面对其予以规制。

从命令到协商:中国城管执法模式的转变与构建

城管执法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执法方式的创新来求取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力、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平衡。当前的城管命令式执法方式运行单向,偏向事后执法,过程封闭,程序不规范。而协商式执法作为一种双向执法、事前执法、沟通执法和权责分明的执法,能更好地促进公权力的合理分配,赋予执法合法性和有效性,激发公共理性,促进执法程序合理。协商式执法的构建要求政府构建协商式执法理念和工作方式,促进多元主体间的沟通,健全法律法规,积极增强公民认同。

协商式行政执法行为法制化研究

随着协商行政理念的兴起,我国行政执法方式正逐渐从命令强制式向协商与合作式转变,协商式行政执法正逐渐适用于行政执法实践中。但由于协商行政执法行为指导原则不统一、协商范围和方式不明确、协商结果效力不确定、协商程序虚无化、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使得协商式行政执法行为杂乱无章、弊端丛生,亟需实现法制化。立法机关应该重点对协商的基本原则、范围和方式、程序、效力和监督机制等内容进行法制化构建,以期为协商式行政执法行为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和规范约束。

协商执法:行政执法模式新探

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传统行政执法显现出的弊端日益增多。协商式行政执法是合作行政的典范,代表着世界民主思潮发展的要求与行政执法潮流变革的方向,是破解传统行政执法桎梏将来主要的执法方式。所以,为加快行政执法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彰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焕发的巨大生机与活力,有必要深入进行协商执法研究,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执法制度,大力推进协商执法在实践中的适用。

经济法协商式执法制度探析

在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大执法价值的经济执法中,其执法方式不再是传统的强制执法,而是越来越考虑到公民的需求。以指导、承诺等为主要方法的执法方式正在应用到各个经济领域中,协商式执法由此而生。在经济执法中,协商式执法制度为中国经济法的规范执行提供了新的方向,但是中国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太少,阻碍了协商式的进一步发展。在研究协商式执法的重要性后,阐述经济法协商式执法的特点,结合现阶段中国经济法协商式执法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完善措施。

协商性行政执法的理论研究

协商民主理论与发展及行政裁量理论的兴起与适用,使得"公权力不可处分"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为协商行政执法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章认为协商性行政执法是行政执法主体在法律及其法律的原则之下,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意愿,采用一些不带有强制性和命令性的方法,与对方沟通协商并展开互动。协商性行政执法将有助于减少行政纠纷、提高行政效率、化解社会矛盾。

行政处罚权协商行使的作用向度与困境纾解

当代行政处罚权的行使正开始向民主化、服务化、效率化和可协商性转型,完全由政府包揽已不符合实际需要,行政处罚权的协商行使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从理论及现实上均有其正当性,但其运行和推广还存在程序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等现实阻力,提出具备可行性、现实性的完善策略能够为行政处罚权协商行使的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税务约谈执法:理念革新与制度构建

税务约谈执法是纳税评估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税款征收程序与税务检查程序的联结点。作为一种灵活柔性的征管方式,税务约谈蕴含了协商式执法、纳税人中心主义以及合规性督导等新型执法理念,有利于形塑和谐良性的税收征纳秩序。与此同时,税务约谈顶层设计的规范缺失、法律性质的不够明确以及地方试点的非均衡发展弱化了其正当性基础,进而影响了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当前,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时代需求进一步凸显了税务约谈执法的现实意义,其制度构建的着力点在于提升立法层级、细化权利义务、拓宽应用场域和完善机制衔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法律性质及规范构造

赔偿磋商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在我国大力推行。但实践表明,赔偿磋商的法律性质尚不清晰。置于协商行政谱系来看,磋商行为属于协商性行政执法,磋商协议属于行政契约。在规范构造层面,需要强化公众参与,构筑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专家、证人、第三方中立组织的磋商主体;凸显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及履行,确定磋商内容;兼顾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的消极面向,以及面向行政效率的积极面向,建构磋商程序;采用非诉行政执行程序,进行磋商救济。

公安协商性执法语境中的主体间性分析进路

现代社会公民利益多元化的事实、公民冲突潜能的扩张,并没有改变不同主体之间源于共同利益、价值的一致性,相反它使得协商在公安执法中不仅必要,而且成为可能。主体间性是互为主体的主体之间所进行的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公安协商性执法的主体间性则是基于不同主体的共同存在而引发的,是不同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动上相互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动对话的交往,是不同主体间的共识,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表现的一致性。为了实现公安执法程序中不同主体间的协商功能,我们必须重视主体间的对话、沟通和商谈,强化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并运用协商程序搭建公安执法中不同主体之间沟通与对话的平台。

行政约谈制度:一种非典型的协商型执法范式

法范式存在法学理论研究范式和法治实践建构范式之辨,行政约谈制度属于在行政执法领域解决具体问题的法治范式。作为一种非典型的协商型执法范式,行政约谈制度的核心在于协商,但并非完全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之上。行政约谈制度与商谈存在较大差异,但与谈判有暗合之处。为平衡该制度弱强制性和协商性之间的张力,应建立一种提供平等机会的程序,以促进效率、保障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