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视角下“执法外包”问题探究

“执法外包”首先源于城管服务外包问题。2007年底,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在全国率先实行“城管外包”模式并取得了具有创新性的工作成效,不久却在众多质疑声中被临时叫停。城管服务外包本是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的有效连接,却常常在实施中触碰“执法外包”的高压线。黑恶势力染指城管外包、暴力执法问题、罚款提成机制等问题的本质在于模糊了外包界限。“城管外包”不等于“执法外包”。未来要如何避免执法外包问题,政府服务外包应如何进行,是城市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风险社会下执法权外包之功利反思

风险社会的到来所引起的变革不容小觑,为了适应这一变化,需要我们的社会做出多方面的调整,这其中包括主动的调整和被动的调整,执法权外包就是被动调整措施之一。但执法权外包却是过分功利主义的体现,往往蕴含着对于公正的忽视。公正和功利是一对矛盾,两者很难同时得到并重。现在社会出于一系列的考量,功利色彩普遍偏重,但在风险社会这一特定语境和法治社会这一特定前提之下,要重新确立我们的价值取向,公正属性应得到作为执法权的本质属性的地位。只有在可以保证公正的前提之下执法权才能考虑功利的外包,同时某些不能保证公正的执法权则不能外包,而只能由国家负担,要区别对待。

行政执法权外包的否定性思考

当前“行政执法权外包”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但行政执法权一般不应该被外包,我国也没有支持行政执法权外包的法律规定。政府将行政执法权外包给第三方私营企业的做法从价值论的角度说,注重了效率价值却忽略了公正,在学理上违反了职权法定主义和人民主权原则,理应停止。政府不应当随意转让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在严格依法行政的同时科学探索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能定位,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一起抓,捍卫政府公权力的公信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