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生态化的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执法生态化是生态学向行政法学延伸、扩展和渗透的综合性产物。具体是指执法主体在执法理念、执法机构、执法行为与执法技术等执法的各个环节都贯彻生态文明思想、遵循生态理性、坚持生态原则的指向性活动。但是,执法生态化在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当下,执法理念的生态化——树立人本精神、执法主体的生态化——依法公开信息、执法权配置的生态化——保证科学合理、执法权运行的生态化是破解执法生态化困境的四驾马车,从上述四方面着手是破解执法生态化困境的不二法门。

执法生态建构与警察权威重塑研究

当前我国处于变革调整期,叠加释放的社会矛盾给公安工作带来巨大的考验。抗拒法律执行、暴力袭警等现象易发多发,给公安工作正常开展以及公安民警生命健康安全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公安民警执法受到过度限制,执法对象有恃无恐,执法软化迁就,警察权威面临消解。在社会矛盾凸显、不确定性增加的现实背景下,优化执法环境,重塑警察权威,是深化公安改革、推进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重塑警察权威,关键是要建构法治化背景下的新型执法生态,优化公权力和私权利的配置,重塑警察维护社会稳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警察执法生态的回归与展望

从生态学的理论视角来研究警察执法生态问题,是公安理论研究领域一个全新的前沿理论课题,也是警察执法实践中需要正视并加以探讨的问题。警察执法行为从启动、调查、决定、执行等整个流程的各个步骤、各个阶段、各个环节都离不开执法土壤、场所、环境、条件、对象等诸方面的配合与支持,警察执法生态是指警察执法行为与执法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为影响的互动平衡状态,它制约和影响执法行为的效果与质量。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是导致警察执法生态失衡的根本原因,行政干预是导致警察执法生态失调的重要原因,公民法制观念的缺失是导致警察执法生态失序的原因,暴力抗法与暴力袭警是导致警察执法生态失控的原因。警察执法系统只有与外部环境系统始终保持协调互动的平衡关系,才能发挥警察执法行为的最佳效能。

生态环境智慧执法体系构建策略研究

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智慧执法体系,既是加强生态环境法治和推进生态环境执法改革创新的重要基础,也是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和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具体体现。目前,我国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智慧执法体系面临数字技术应用风险与生态环境智慧执法资源不足等方面的现实掣肘。因此,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执法智慧化,即通过加强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应用相结合,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执法自动化的规模和水平,同时通过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风险善治相结合,有效应对生态环境执法中各种数字技术应用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智慧执法体系化,即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于生态环境执法所需的执法主体、执法对象、执法技术、执法装备、执法制度、执法文化、执法保障等要素建设,以及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于生态环境执法过程中信息收集处理、监测监控、处罚决策、评价考核、监督问责等各种执法环节建设。

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和完善

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指导制度是规范生态环境执法的行政自我约束手段。在功能上,具有统一执法标准、落实普法责任制、提升守法意识和能力等多元价值。考察我国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的实践现状,尚存在规制效果不足、指导作用不强、检索不便和影响力有限等问题。对此,可以从关注反面案例、加强案例说理、运用信息技术构建数据库、开展案例研讨和评选等方面着力,保障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的良性运行。

生态环境执法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本文探讨了环境执法的重要性,并指出了阻碍其有效性的主要挑战,其中包括立法不足、执法资源不足、公众意识缺乏、环境犯罪的复杂性以及跨境管辖问题。之后提出了克服这些挑战的综合策略,例如加强立法、增加执法资源、提高公众意识和促进合作。通过解决这些领域问题,旨在为更强有力的环境执法提供有价值参考,这对于在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威胁时保护生态环境至关重要。

环保督察背景基层生态环境执法优化策略

环保督察属于一种跨层级环境治理方式,其显著提升了基层环保执法活动的约束性,能够通过此种方式激发和调动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治理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促进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成效的持续提高。为充分发挥出环保督察的作用,本文首先对环保督察做出了简要介绍,同时分析了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目前存在的不足,并基于此分别从法治意识、公众参与以及职责划分等多个方面针对环保督察背景下的基层生态环境执法优化策略做出了深入探讨,从而助推各地区环境执法工作不断向好发展。

生态环境执法与生态环境监测的衔接联动问题研究

本文将围绕生态环境执法与监测的衔接联动问题开展分析,包括跟进执法效率较低、调查取证不同步,并阐述相关问题的形成原因,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的治理措施,以此提高生态环境执法与监测衔接水平,从而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

大数据技术在生态环境监督执法中的应用、优势及展望

大数据技术已成为支撑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与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目前,部分地区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监控数据开展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生态环境智能化监督执法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热点网格识别算法、污染溯源模型、电力大数据智能监控模型等技术手段日趋成熟,为生态环境监督执法的精准化与智能化提供了科技支撑。建议通过提高生态环境要素感知能力、优化数据共享机制、提升科技支撑水平、保障执法大数据安全等方式,进一步发挥大数据技术支撑生态环境监督执法的优势。

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中的协作

由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执法主体的多元性,为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效能,需要推进行政执法协作。由于立法规范的缺失、协作内容的多样性、协作目标的复杂性等因素影响,在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作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权责划分不清晰、协作机制不健全、协作效率不高等问题。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作可分为协助模式和协同模式,不同模式下主体关系和权限存在区别。此外,由于协作规范缺位、权限划分不明、执法目标差异等因素影响,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作中存在着协作纠纷。为此,应当明确线索移送、证据互认、联合执法等协作内容,通过制定权责清单、成立协调机构、规范协作程序等措施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作,妥善化解执法协作纠纷,提高执法协作效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目标。

“校企合作+二维码”开发《生态环境执法》新形态教材的实践探索

“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是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内涵建设的重要内容。重视课程思政,是落实培养社会主义高素质专业人才的根本任务。文章基于“校企双元合作+二维码”开发新形态教材,秉持立德树人的宗旨,融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守卫者的思政元素,探索“德才融合、校企融合、产教融合、知行融合、信息融合”的教学改革,实现教材、课堂、教学的一体化,切实做到为教学服务、为学生服务、为时代服务、为社会服务。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地方执法协作的困难与改进措施

生态环境执法协作作为我国流域的重要执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流域整体保护目标的实现,还有助于克服流域环境治理“集体非理性”的弊端。《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规定了流域相关地方须建立执法协作机制。近年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地方执法协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执法协作的法律依据不足、内生动力不强、责任界定不清、监督约束不够等困难。为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地方执法协作需要在流域整体主义视角下,打破传统的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属地化管理的壁垒,健全执法协作配套法律规定、建立执法协作的激励和信息共享机制、明晰执法协作主体的责任归属、完善执法协作的监督与约束机制。

生态环境执法中责令停止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研究

责令停止行政行为作为常用的行政执法方式之一,在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以生态环境执法程序为线索,通过对实务中责令停止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类型化总结整理,大致可以将生态环境执法中的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分为中间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与终局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对生态环境执法中责令停止行政行为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后得出,中间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是在进行时态的环境违法行为可能造成潜在危险的情况下作出,而终局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针对的是已经造成实质性危害的进行时态的环境违法行为。根据各自的行为结构,生态环境执法中的中间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应被定性为行政命令,而生态环境执法中的终局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应属于行政处罚。

生态环境执法中警察权规制研究

警察权作为预防、打击、惩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制力量,兼具日常监管的行政功能。由于公权力对于私权的保障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面对这样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强制性权力,如若不加以严格规制,极易造成公民合法权利受损。目前,随着警察权介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愈深,其立法模糊、衔接性不强、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等问题愈加突出。建议从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权力设定符合法律保留、权力行使目的符合正当性、建立权力行使的比例原则四个方面,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维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

基层生态环境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生态环境执法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显得愈发重要。对于基层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而言,如何改善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环境,如何提升基层生态环境执法能力和成效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基层生态环境执法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如何完善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的措施提出相关建议,为基层生态环境执法能力的提升提供保障。

浅谈生态环境执法与生态环境监测的衔接

生态环境执法与生态环境监测都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有机衔接可以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水平,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序开展。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与挑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加强生态环境执法与生态环境监测的有效衔接。本文对当前生态环境监测与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加强生态环境监测与执法衔接的建议,为进一步推进两大体系的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生态环境执法中的非现场监管模式比较研究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科技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执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非现场监管,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态环境监管方式,通过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远程、实时、大规模的监管,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效果。然而非现场监管也有其自身的特性和限制,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探讨了环境执法中非现场监管的定义、特性、实施方式、优点和挑战,研究在线数据监管、用电监控和走航监测三种非现场监管模式并进行比较研分析。

生态环境执法监测要点概述

本文从生态环境行政诉讼案例庭审中辩方律师提出的抗诉理由出发,反思在生态环境执法监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监测要点,尽量从法律诉讼的层面完善生态执法监测行为,以规避或降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的风险。

浅析新形势下生态环境执法与生态环境监测的衔接联动问题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新形势下对生态环境执法与监测的联动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阐述了建立联动机制的必要性,并剖析了新形势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更新困境及科技对监测手段升级的积极作用。侧重分析了在信息共享、数据融合以及执法与监测协同上遇到的主要难点。针对这些难点,探讨了构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平台、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机制以及完善政策指导与职能明晰等实践途径和策略。通过这些措施,可以系统优化生态环境监测与执法的有效衔接,推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向更加科学、精准的方向发展。

论跨区域生态环境联合执法机制的完善

由于属地管辖的传统执法模式难以应对跨区域环境问题,且上级协调模式难以妥善处理区域公共事务,地方政府生态环境部门在实用主义思路的引导下开展了广泛的跨区域生态环境联合执法活动。在实践中,跨区域生态环境联合执法机制的运行面临着区域合作协议不规范、执法权来源不清晰、保障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跨区域生态环境联合执法的实质在于地方政府生态环境部门对行政管辖权进行协调,这在性质上属于对行政管辖权的委托,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未来需要通过完善立法的方式为联合执法中的管辖权委托提供明确依据,并通过在区域合作协议中明确列举管辖权委托的地域和事项范围从而规范跨区域生态环境联合执法的实施,同时就信息通报、涉案线索和证据移送机制等跨区域联合执法的保障机制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