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通向市场——民事执行体制改革新论

我国民事执行体制以执行机构附设于法院为起点,逐渐演变为隶属于法院,是多种历史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亦将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而变革。从域外看,走向市场化、扩大市场化、深化市场化,已成为不少国家民事执行体制发展的共同趋势。随着财政负担日益加重,我国民事执行体制改革只能在不增加财政负担乃至适度减轻财政负担的前提下,维持执行效率不降低、执行到位率有提升,进而提高民众对民事执行的获得感。应设立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执行律师,先由其负责金钱债权“终本”案件的执行,再扩大其执行权能范围。通过市场化改革,可以弥补财政资源的不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中国式民事执行体制的现代化。

时空因素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与高效执行机制的构建——基于A省与B省“双碳”政策执行的案例分析

超大治理规模条件下,政策执行空间与执行周期是影响公共政策执行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在因素。为验证、探讨时间与空间因素如何影响我国长周期的政策执行,选取A省与B省的“双碳”政策执行过程为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执行偏差产生和加剧的主要机理在于时空因素,即执行空间与执行周期影响政策执行目标的模糊性与冲突性;技术因素具有时间缩短与空间扩大双重叠加效应;基于时空因素的高效执行机制缺位是运动式执行的重要原因。构建高效政策执行机制必须同步考虑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建立相应具有时间和空间缩减功能的机制,提高政策执行力;技术手段(尤其是数字赋能)可通过缩短政策执行周期、扩大政策执行目标的适应空间的方式来降低执行目标的模糊性与冲突性。

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分析

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是政府预算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高质量发展是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必然选择。本文结合高质量发展内涵,基于审计经典理论对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进行阐释。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高质量发展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以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效果更好的态势发展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无论是项目层级,还是审计机关层级、区域层级和全国层级都应对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高质量发展进行考察。

我国执行回转的制度反思与程序重构——兼评《强制执行法(草案)》第91至94条

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进入单独立法倒计时之际,全面审视与反思执行回转制度正当其时。作为一项移植于苏联的特色制度,我国的执行回转具有减轻当事人诉累、快速恢复原状、兼顾效率与公平等多重价值,但同时也存在背离审执分离与处分原则、缺乏体系建构与程序衔接等诸多问题。执行回转不属于执行救济,也不应内嵌于执行程序之中,而应定性为一种“简略式审判程序”,参照非讼程序原理进行设计。新的执行回转制度应该以判决的形式判定是否回转及其具体内容,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的路径,严格限定当事人的范围,适当扩大回转标的的范围,有效细化具体程序规则,理顺与执行程序、另诉程序、破产程序、国家赔偿程序等周边程序的关系。

债权执行程序的反思与修正

我国债权执行程序是本土的执行实质化理念和移植而来的执行形式化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我国债权执行的基本结构以执行法院为主体,以第三人为承受者,其中履行通知、径行执行等制度植根于本土的执行实质化理念,第三人异议、代位权诉讼等则以执行开始的形式化原则为理论基础。而德国的债权执行程序建立在执行标的的形式化原则上,申请执行人是债权执行的主体,第三人始终是案外人。执行形式化与实质化的冲突导致我国债权执行程序的异化,并引发了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矛盾。应基于执行实质化和执行标的的形式化原则对债权执行程序进行修正,通过废除径行执行制度,将第三人异议修正为第三人陈述义务,并引入申请执行人的多种收债方式予以解决。

数字货币强制执行的问题与化解

我国法院迈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的进程也是执行制度迈向适配数字金融治理的进程,强制执行的法定性、非抗辩性、要求协助性及惩防措施的准确性,与制度和技术之中的数字货币之隔阂是对数字货币强制执行的问题所在。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私人数字货币为特定的虚拟财产,实体法应当明确,法院应依履行基础有无分别判决交付返还原物和返还财产性权益。此后强制执行中的执行标的是非金钱债权,为解决判决返还原物后的执行难,法院应建立与数字货币平台的联动执行机制。作为金融普惠的产物,央行数字货币是特殊种类物,此后强制执行中的执行标的是金钱债权,央行数字货币的执行查控和执行惩防机制应当得到完善。法院在对两类数字货币的强制执行中都应实现强制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微观面向和宏观面向相统一。

“双减”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行为研究——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为探究“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执行偏差行为,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及环境因素四个层面采用个案研究法对G省L县“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象征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替代性执行等偏差行为进行成因分析,发现政策话语的模糊性和政策适应性的欠缺、目标群体利益基点下的理性选择、执行机构间的博弈及传统文化观念和教育生态环境的桎梏均对“双减”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叠加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纠偏对策:优化宏观设计,完善政策内容;革新教育理念,减少工具理性;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助力政策执行;突破文化桎梏,构建良好生态,以期为改进“双减”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并有效执行政策提供参考。

国家审计如何促进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提升

以2007—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国家审计与政府预算执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国家审计对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提升作用,发现政府预算执行绩效具有空间自相关特性,同时国家审计对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国家审计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促进了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提高,政府效率和市场环境在间接路径中发挥了双重中介作用;2013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对政府预算执行绩效产生了明显的事件冲击效应;地方发展和审计强度差异均会对国家审计提升政府预算执行绩效产生明显的调节作用。

民事执行法的目的与民事执行法的制度建构

民事执行法的目的是民事执行制度建构、实践和调整的指南。当下正值我国第一部民事执行法审议之际,正确认识民事执行法的目的无疑将有助于人们总结过往民事执行的经验,科学合理地制定民事执行法。民事执行法的目的具有迅速、充分实现债权人的债权,确保执行的手段和程序的正当性,维持债务人的基本生活的多重性。长期以来化解执行难一直是我国执行工作的主线,但解决执行难不是民事执行法的目的,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政策,是执行工作在特定时期的重点。在制定民事执行法的过程中,应从民事执行法目的的视角对具体制度的建构和调整予以审视,使之符合于民事执行法的目的,切实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的民事执行法。

涉企债权执行竞合程序的有效衔接——以权益的及时实现为切入点

多个公司债权人所提起的债权执行或代位权诉讼之间执行竞合规则不明、“执行转破产”启动不畅等问题,直接影响公司债权人胜诉权益的及时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审议之际,应当以其立法目标“权益及时实现”为切入点,对多个公司债权人之间的程序衔接与执行竞合问题予以深入探讨,提升执行实效。通过诉讼的强制合并、确立优先原则促进债权执行与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通过调整参与分配功能定位、确立依职权启动“执行转破产”促进执行与破产制度的有效衔接,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

被执行人异议之诉的逻辑基础及内在困境

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对于自身的实体权益享有救济权利,然现有执行行为异议制度无法对被执行人实体权益实现有效救济。增设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在对被执行人实体权益提供有效救济的同时,亦会使我国执行救济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考察《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被执行人异议之诉规定,发现存在部分执行依据的执行正当性欠缺、异议事由时间节点适用僵化以及长期存在的“执行异议前置”的程序设置争议等问题。故基于我国现有规定,在本土化执行语境之下,就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制度从争议执行依据的执行正当性审查、异议事由适用时间节点的分类处理及“径行起诉”相较于“执行异议前置”合理性考察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规制建议。

形式化原则下执行审查规则之检讨——从变更、追加当事人制度展开

执行程序中被奉为圭臬的形式化原则,在实践中屡次出现理解与适用的偏差,导致执行审查流于完全书面审查。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似乎未能充分考虑本土化执行体系的自洽性,转向与域外执行制度靠拢,实质作用可能式微。实际上,形式审查仍是围绕实体法律关系的审查方式,但在我国执行体系中需要相称的审查模式与救济手段辅佐才更具实效。作为关键的听证程序,理应从表征省略实质审理的略式程序出发,明确公益性、意思自治性的限制。同时,基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正当性来源,结合实体法的具体规则是执行审查规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退休金、养老金、住房公积金执行的利益平衡

法答网问题:退休金、养老金、住房公积金是否可以执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生活需要,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相继完善了退休金、养老金制度,并于1999年正式设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被执行人的退休金、养老金、住房公积金是否可以成为民事强制执行的对象?如果可以,在执行方式上是否有特殊之处?上述问题亟须考量。

公益诉讼案件原则上不适用执行和解

法答网问题:公益诉讼案件执行过程中,是否能够和解?引言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修正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等仅对诉讼和解与调解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均未涉及公益诉讼是否适用执行和解的问题。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变形的原因及矫治研究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变形是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复杂问题,附加执行、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和机械执行是其常见形式,不仅达不到政策预期效果,还会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矫治政策执行变形至关重要。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变形不仅是由于政策内容与地方情境难以完全契合,基层干部行政素养较低、避责倾向严重,同时基层工作压力大,基层政府的自利倾向明显,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监督评价缺位也是导致其发生的重要原因。对此,需要通过完善政策制定过程、提升基层干部的综合能力、加强思想引领,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优化基层行政环境,为基层减负、建立健全过程性评价监督机制等举措进行矫治,促进政策执行规范化,尽可能达到政策预期效果,改善基层治理情况。

抚养权直接执行的理论阐释与实现路径

抚养权执行难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所创设的抚养权直接执行制度是纾解该难题的关键举措。为保障预期立法目的的实现,应从正当性及可行性上补强理论阐释。在正当性方面,明确抚养权判决系具备执行内容的形成判决。在可行性方面,执行标的为交出子女的行为而非子女人身,直接执行并不侵害被执行人的意志自由。针对抚养权直接执行适用中如何正确考量子女意愿的困境,需要以子女对执行行为本身的认识作为判断是否继续采取直接执行的标准。据此,提出抚养权直接执行的实现路径,即赋予执行机关考量未成年子女意愿的义务;建立有效收集未成年子女真实意愿的机制;明确未成年子女“拒绝意思”的认定标准。

诉讼费执行追缴的实行乱象与改革进路

诉讼费是一种司法规费性质的诉讼成本,其收费、退费均受到严格管理。执行程序作为向败诉方追缴的途径,实务中法院做法的不同也反向影响了诉讼费退费制度的规范程度。在厘清诉讼费性质与权利主体后,追缴程序由谁开启是截至2023年10月13日裁判文书网2336份“诉讼费追缴”相关文书展现出的最突出问题。人民法院退费后主动移送执行应为原则性做法,仅在胜诉方明确同意时可免除退费、移送执行的责任。在此后的执行实施、债权清偿顺序、时效适用问题,也是构建诉讼费执行追缴程序所需要逐步解答的,具体应以最终有利于胜诉方为指向,实现人民法院自身利益与当事人利益的博弈双赢。

论信息科技原则在民事智慧执行中的展开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六条规定了信息科技原则。该原则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与时代意义,对于推进执行措施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有必要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中予以确立。在多地法院大力推进智慧执行的背景下,目前,智慧执行体系仍存在智慧执行规定不够明晰、数字化支撑较弱、地方局限性较大、未实现信息共享、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等困境。通过完善执行系统、联动执行机构、规范执行流程、限制执行底线,可以准确有效地划定执行范围,实现执行数据部分共享,促进执行过程数字化、透明化,由此得以贯彻信息科技原则的要求,回应执行体系数字化发展需要,健全我国民事执行体系。

没收财产刑执行困境及破解——以N市近3年财产刑执行案件为分析样本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财产判项,因缺乏具体的、明确的数额,实践中一些法院多以“1元”执行立案,导致没收财产刑出现“假执行到位”现象。执行结案方式缺乏统一标准,致使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陷入“孰轻孰重”的执行困境,同时也是对财产刑执行“失权性原则”的冲击。当没收财产刑从立案到结案均出现困境时,应从没收财产刑自身属性到程序适配性进行思考。没收财产刑有其自身刑罚逻辑,将其作为附加刑机械适用,会导致其“最严厉的财产处罚”属性受到冲击,但不能因为没收财产刑的执行效果不好或部分替代可能性而将其摒弃。没收财产刑的执行价值,需要一套完备的审执模式予以护航,从审判源头入手统一好法律适用、配套好执行启动程序与统一好执行结案方式,因而其未来走向仍值得期待。

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实体反思及程序检讨

我国暂予监外执行领域呈现双重悖论,部分不该暂予监外执行的服刑人员通过徇私舞弊逃避刑罚执行,应该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反而未暂予监外执行。从实体角度来看,当前不应当将对暂予监外执行的定性错位为刑罚执行消灭制度,应当将其转型为刑罚暂停制度,并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适时扩大其适用范围,必要时可以扩展到行政管理事由。当前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具有决定主体多元化、决定程序行政化、决定程序封闭化的特点,可以以检察机关为暂予监外执行的统一指挥主体,将听证作为决定程序的重要部分,从而便于利害关系人的有效参与,落实司法公开,维护暂予监外执行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