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内容确定之程序展开——以“执行依据”不明的解释及应对为中心

执行依据是执行力主客观内容的证明载体,其是否具有明确性应当在自执行开始前直至执行终结予以依职权审查。一旦产生不明确的情形,为了避免程序反复与浪费,实务中又不可径直裁定驳回申请了之。除明显的笔误可适用补正裁定制度外,实务中应区分两种情境:一是执行内容自身不明,需要执行法官或者诉讼法官加以解释;二是执行内容所附条件的成就情况不明,需要执行法官通过对申请人的举证及听证情况加以调查。在解释调查及其程序救济均未奏效的前提下,则适宜引导当事人选择就争议部分乃至全部请求另行诉讼,且应由诉讼法院对诉之利益作具体判断,由此可为实务应对构建循序渐进的程序体系。

论执行依据不明的救济机制——基于当事人权利保障的视角

如果执行机构据以执行的根据不具备明确、具体的要求,会导致执行活动无法进行。执行依据不明救济机制既要研究法院的处理机制问题,也要兼顾当事人的权利救济问题。对人民法院民事裁判不明,应构建复议与再审相结合的权利救济体系;对仲裁裁决不明,应当设置与判决不同的权利救济制度,将主文不明列入可撤销范畴。

审执分离背景下变通执行依据的合理性及其限度——以一起商品房买卖案例为切入点

在执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变通执行依据的情形。变通执行依据是指在民事执行时,基于各种原因,尤其是执行案件的需要,对其所依据的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内容、结果等予以一定范围内的变通。包括采纳新的事实依据、扩展裁判文书的内容、变通执行三种形式。变通的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关联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对于变通执行依据制度的构建,则应置于新一轮审执分离的大背景之下,明确这一权限的行使部门,探索分段管理与垂直管理的基本构架,并不断优化相应变通程序。

执行依据不确定性的影响与应对

执行依据是执行机构据以执行的根据,应当明确、具体。如果执行依据内容不确定,存在歧义,就有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从而损害司法权威,引发社会矛盾。笔者试通过对有关案例的分析整理,研究执行依据的不确定性给执行工作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

论执行依据不明的功能异化与矫正——以执行检察监督为切入点

从比较法上看,我国执行依据明确性的立法已经异化为执行立案的规范;从司法实践上看,执行依据不明俨然已经成为执行机构和执行当事人妨碍执行的策略。这与执行依据不明当以迅速实现债权人权利的功能相悖,而现有研究却没有关注到执行依据不明功能异化的现象,且不能为化解执行依据不明提供制度化的可操作的解决机制。通过分析,执行依据不明与将来给付之诉下附条件的执行依据及当事人不具体的诉讼请求不无关系,而条件是否成就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属于实体法上的问题,不宜通过执行异议、复议等程序性救济加以解决。当执行机构认为执行依据不明时,寻求原审判组织的解释进而明晰执行依据开启执行是为现有立法的原意之一,如果执行机构以执行依据不明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的,结合我国民事检察监督的立法,通过将执行机构以执行依据不明裁定不予立案等的裁定纳入申请检察监督的正当理由,由此,实现对执行机构的事后监督,进而倒逼执行机构寻求原审判组织的解释。

债权者与债务者处理经济关系的制度演进分析——基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依据视角

公众债券文书作为最高法院的重要执行依据,在发展和革新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执行依据中最具权威的内容。公证债权文书更是成为了债权者与债务者之间的安全保障。为了进一步探讨公证债权文书中的法理逻辑与制度的演进,本文根据公证债权文书的发展历程着手,对其在多元化社会机制构建背景下所产生的既判力,进行了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分析研究,进一步提升公证债权文书在执行过程中所发挥的价值和作用。

浅析附条件执行依据的现状

附条件执行依据在我国司法实务中不断出现,许多执行问题应运而生.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在立法中明确规定附条件执行依据,无论是在学理界还是实务界,对附条件执行依据均未做出明确定位.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理论支持,对附条件执行依据的执行各地法院采取不同的做法,造成执行混乱.笔者认为应以附条件执行依据的基础理论作为切入点,结合附条件执行依据的执行现状,深入剖析并完善其执行程序,构建合理的附条件执行依据的执行制度,保障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执行程序的公正性.

交警部门的调解书能否作为申请法院执行依据？

编辑同志：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在散步时遭遇交通事故．被撞成轻伤。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驾驶员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此后．我与张某就赔偿事宜申请交营部门调解．经交警部门调解．张某同意赔偿我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8000元。我们双方都在调解书上签了字。调解书生效后不久。张某又反悔。说赔18000元太多了．要求减少。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依据及其适用

《华盛顿公约》《纽约公约》是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重要国际法依据,两者在各类BIT及国际条约的“投资者与缔约国争端解决”中均有所体现。中国政府批准加入《华盛顿公约》时的“说明”存在性质与效力上的争论,并引发了管辖权问题;中国政府批准加入《纽约公约》时所做“商事保留”排除了“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的适用,也容易给纠纷解决带来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在实践中,中国政府签订的新版BIT中大都扩大了ICSID的管辖权。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外国投资者和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政府应当对加入《华盛顿公约》时的“说明”进行调整,允许投资者选择《纽约公约》来执行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并通过拟定中国BIT范本的方式来协调各公约间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复议仲裁决定书可否作为执行依据问题的批复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5)豫法执请字第1号《关于郑劳仲复裁字(1991)第1号复议仲裁决定书能否作为执行依据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仲裁一裁终局制度,是指仲裁决定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没有提请再次裁决的权利,但这并不排除原仲裁机构发现自己作出的裁决有错误进行重新裁决的情况。

我国执行回转的制度反思与程序重构——兼评《强制执行法(草案)》第91至94条

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进入单独立法倒计时之际,全面审视与反思执行回转制度正当其时。作为一项移植于苏联的特色制度,我国的执行回转具有减轻当事人诉累、快速恢复原状、兼顾效率与公平等多重价值,但同时也存在背离审执分离与处分原则、缺乏体系建构与程序衔接等诸多问题。执行回转不属于执行救济,也不应内嵌于执行程序之中,而应定性为一种“简略式审判程序”,参照非讼程序原理进行设计。新的执行回转制度应该以判决的形式判定是否回转及其具体内容,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的路径,严格限定当事人的范围,适当扩大回转标的的范围,有效细化具体程序规则,理顺与执行程序、另诉程序、破产程序、国家赔偿程序等周边程序的关系。

分体刀具式名优茶采摘末端执行器设计与试验优化

针对名优茶机械化采摘过程中侧芽无法采摘的问题,根据顶芽、侧芽及茶梗的相关参数并结合茶园环境设计了一种末端执行器,利用分体式刀具的刀齿弯曲变形适应茶梗的干扰从而采摘侧芽。通过有限元仿真刀具切割侧芽得到采摘成功率的影响因素为刀齿宽度、刀齿长度及刀具厚度;采用三因素三水平的中心组合设计与响应面分析法研究各因素对采摘成功率的交互影响;以采摘成功率为响应值建立二次回归模型,确定各因素对采摘成功率的影响显著性主次排序为:刀齿长度、刀齿宽度、刀具厚度。以采摘成功率为目标对各试验因素进行优化,得到优化后的刀齿宽度、刀具厚度、刀齿长度分别为2.6、0.9、20.0 mm。采用优化后的参数进行茶园采摘试验,结果表明,末端执行器能够有效完成茶叶采摘工作,顶芽、侧芽采摘成功率分别为93%、63%,试验值与预测值的相对误差小于5%,优化模型结果可靠。

融合执行力与适应性: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分析

基层是国家制度传导的神经末梢,其治理效能的有效发挥是制度优势最直接的体现。新时代十年来,我国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信息公开、垃圾分类等基层治理中的制度优势彰显不足。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是国家治理的应然逻辑,转化过程中的动态机制、信任关系都会影响到制度执行的效果。单纯以制度执行力评判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略显偏颇,制度之所以具备优势,在于其能体现公平正义、呼应人之需求。而不同人的利益追求、目标取向、认知结构均不相同,这导致基层治理中制度出现适应性问题。经由理论层面的合理补充与实然层面的动态修复,融合执行力与适应性,有望打通制度优势、运行机制、信任支撑、治理效能的闭合回路,从而加快制度优势向基层传导,并反向以基层治理效能倒逼各类制度优化完善。

地方执行性立法的路径选择与优化生成

地方执行性立法是地方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细化和补充是地方执行性立法的基本方式。实践中地方执行性立法不重复上位法的立法路径存在技术障碍和现实困境,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地方立法的要求。在内容上形成一个逻辑自洽、体系严谨、协调统一的规范整体的体系化路径成为地方执行性立法功能实现的必然选择。鉴于地方执行性立法体系化存在着一系列合法性、合理性难题,地方执行性立法应当创新立法技术,通过“嵌入式立法”,即在上位法立法计划内,将基于“地方性知识”产生的制度需求细化、补充到上位法规范体系之中,形成一个统一的规范整体,从而解决地方执行性立法的合法性、合理性难题,确保上位法的有效实施,提升地方法治的整体水平。

老年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执行功能的神经机制及数字干预

阿尔茨海默病具有极高的发病率和致死率。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aMCI)作为临床前驱期,探究其形成和发展机制有助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现有研究显示,多个执行域缺陷与aMCI记忆衰退密切相关,但尚未回答何种执行域是关键致病因子、关键干预治疗靶标等科学问题。为突破以往研究将执行功能视作整体抑或割裂元素的局限性,本研究拟从执行功能结构全貌着眼,在提出aMCI执行功能与记忆损害关系假说的基础上,利用脑电技术系统考察aMCI抑制、刷新和转换三种执行功能子成分的时域、时频和动态脑网络特征;并结合三维卷积神经网络筛选、识别执行功能缺陷的特异性神经靶标,探索将抑制域相关神经标记物加入aMCI早期识别的可能性;最后,通过纵向因果设计分析不同靶向数字干预对aMCI患者的训练效果及神经基础,以揭示抑制域相关额顶控制网络在干预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有望从计算认知神经视角阐明抑制是aMCI执行功能缺损和干预的认知新靶点,进而为aMCI早期识别和制定精准化诊疗方案提供循证依据。

MMSE和MoCA的执行功能分项在轻型脑外伤患者认知测评中的比较

目的:探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CA)与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在轻型脑外伤患者执行功能障碍评估中的差异。方法:纳入139例轻型脑外伤患者作为实验组;另选同期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相匹配的35名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两组分别使用MMSE和MoCA进行执行功能测评,比较两个量表评定认知功能异常及执行功能异常的患者比例。结果:轻型脑外伤患者MMSE及MoCA执行功能得分及总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MoCA评定为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多于MMSE(P<0.05),MoCA评定为执行障碍的患者多于MMSE(P<0.05);在MMSE评定执行功能正常的患者中有87%被MoCA评定为执行功能障碍。在评定轻型脑外伤执行功能方面表现最佳的是MoCA的抽象分项,有118例表现异常;表现最差的是MMSE的阅读指令分项,仅9例表现异常。MMSE和MoCA在轻型脑外伤患者执行功能评定方面具有一致性(P<0.05),但一致性较低。结论:轻型脑外伤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执行功能障碍,且与MMSE相比,MoCA在筛查轻型脑外伤患者执行功能障碍方面更敏感。

多执行器载荷差异储能均衡系统特性

针对阀控多执行器复合作业系统节流损失大、动势能浪费严重等问题,提出一种多执行器载荷差异储能均衡原理。首先对多执行器系统功率分配特性进行分析,明确了载荷差异产生节流损失的原因是动力源压力与最大负载相匹配,导致其他执行器控制阀产生过大的压力损失。然后建立了载荷储能均衡液压挖掘机联合仿真模型。并设计电液储能单元控制各执行器进油腔的压力相等,从而消除执行器载荷差异造成的节流损失。在动臂、铲斗同时动作时,与流量匹配系统相比,所提系统节流损失降低达75%,系统效率提升39%;同时,电液储能单元实现了传统压力补偿器的压差调控功能,显著提升了系统运行平稳性。

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制度 执行力提升的三重维度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教育领域的发展需求、教育伦理的内在规范和教育实践的现实需要。制度的执行力是保证师德师风建设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制度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师德师风建设才能在具体实践中得以落地。针对当前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薄弱环节,从教师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师德评价机制“系统化”、榜样宣传教育“典型化”、行政管理服务“精细化”四方面出发,探讨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制度执行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航空发动机叶片装配执行过程智能检测及AR引导

为了提高航空发动机叶片装配执行过程的作业智能化程度,本文提出一种航空发动机叶片装配执行过程智能检测及AR引导方法,该方法包括叶片编码识别、物料AR出入库和齐套摆放过程状态检测3个环节。针对航空发动机叶片物料缺乏自动化识别和智能化纠错的问题,搭建基于编码识别的叶片物料管理架构,提出基于图像处理的叶片编码图像前处理增强操作,并利用贝叶斯纠错对识别结果进行正误判断和纠错校正的后处理操作,提高了叶片编码识别准确率;在物料人工出入库环节,利用AR增强可视化信息辅助用户快速执行作业任务,降低了叶片物料选取作业的时间;针对叶片物料齐套准备过程,构建了基于检测比对的防错纠错系统,避免发生人为错误。所提叶片装配执行过程智能检测及AR增强辅助引导方法可以有效减少人力物力和时间消耗,在推动航空发动机迈向智能化和自动化生产上起到技术支撑作用。

一类具有复杂执行器动态的双曲线型偏微分方程输出调节

本文研究了一类具有边界执行器动态特性的双曲线型偏微分方程(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PDE)系统的输出调节问题.特别地,执行器由一组非线性常微分方程(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ODE)描述,控制输入出现在执行器的一端而非直接作用在PDE系统上,这使得控制任务变得相当困难.基于几何设计方法和有限维与无限维反步法,本文提出了显式表达的输出调节器,实现了该类系统的扰动补偿及跟踪控制.并且我们采用Lyapunov稳定性理论严格证明了闭环系统及跟踪误差在范数意义上的指数稳定性.仿真实例对比验证了所提出控制方法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