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裁判方式的选择

由于法律规范供给不足,关于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裁判方式,实践中存在六种判法、两种类型。从顺应审执分离改革潮流、遵循诉讼标的理论、回归诉之类型本质、符合执行效率原则以及类推适用上诉审裁判方式出发,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应采取第二种类型的裁判方式———在判决主文就财产分配方案的相关实体性争议进行判决。在第二种类型裁判方式下应该选择具体哪种裁判方式,未来强制执行法立法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实践中的判法六,即在判决主文就债权人具体的受偿比例、应受偿数额等进行判决。

执行分配方案异议诉讼之解释论研究——以法律方法为视角

执行分配方案异议诉讼,属于形成之诉;判决对本诉原因法律关系的认定,透过免证事实的规定影响后诉。仅在原告主张的异议成立可增加其分配额时,起诉合法;未曾异议、提出反对意见的其他债权人及债务人则不得列为第三人。本诉出现复数当事人时,应为普通共同诉讼。本诉应向执行法院的民庭提起。本诉通常基于实体原因,而债权人与债务人所能主张的具体的原因事实又有所不同。本诉在判决效力、事实认定效力方面,与其他诉讼之本案判决的诸效力相互影响。

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实务探讨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规定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沿用该规定。现行法律未对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作细化规定,各地法院操作并不统一,尚处于探索、完善阶段。本文通过分析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构成要件,围绕诉讼主体、诉讼请求、适用范围、法院审理对象、法院判决主文这几个方面对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若干实务问题进行探讨,并对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制度之完善提出建议。

批判与重构：一个执行分配规范的分析

我国的民事执行参与分配制度是为了解决非法人民事主体的“不能清偿”问题而设立的临时性应急措施，然而在运行中却弊端百出、不敷使用，解决的办法就是扩大破产法的调整范围。文章在批判、反思参与分配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赋予非法人主体以破产能力的立法建议，以期重整、优化强制执行与破产制度的关系。

考虑执行器最优分配的空间站舱内机器人位姿耦合控制

针对空间站舱内机器人考虑执行器最优分配的位姿耦合控制问题,研究了基于风扇驱动的最优布局方式与执行器最优分配算法。首先,基于对偶四元数建立舱内机器人与空间站的相对位置与姿态耦合动力学模型。然后,优选出一组具有均衡控制能力的最优布局方案,并建立了相应的执行器模型。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考虑执行器最优分配的位姿耦合控制器,并通过Lyapunov稳定性理论给出了系统渐近稳定的数学证明,其中执行器采用罚函数法对实际的物理模型进行力和力矩的分配优化。最后,通过仿真对比发现考虑执行器最优分配位姿耦合控制器可明显降低舱内机器人的控制能耗,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执行分配与破产还债的功能分离:参与分配制度的现实重构

参与分配制度的本源是解决执行中的竞合,但囿于我国破产法的立法和实践,参与分配又异化为破产制度的替代品,而执行分配功能与破产还债功能的混杂不清,是我国参与分配制度诸多弊病的根本原因。故究其本质,参与分配制度的现实出路是将其两项功能予以分化和纯化,即基于解决执行竞合的参与分配制度,需严格遵守执行的原理和规则;而参与分配在弥补破产法不足的情境中,应以破产法理设定之。

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首先要解决好合宪问题——《行政强制法(草案)》相关条文评析

2009年8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沿用了现行的"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原则),行政机关自己执行为辅(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体制。这种分配体制不符合我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格局和有关国家机关的性质及其职权的具体规定。行政强制执行属于典型的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当由行政机关来行使,而不应当由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来行使。具有宪法瑕疵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体制已经暴露出了诸多的弊端。应当依宪法理顺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体制与宪法的关系,根据行政性职责划归行政机关、审判性职责划归审判机关的原则在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分配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权能。

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

民事、经济案件执行程序中,经常发生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满足多数债权人的债权的情形,这就必然导致执行中"粥少僧多"的矛盾。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规定的执行分配制度是解决这一矛盾的较好对策。鉴于执行分配制度是一项新确立的执行制度,且《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有关执行分配的规定十分简扼,本文从确立执行分配制度的现实必要性和理论依据、参与分配的申清人及其参与分配的条件、参与分配的原则和顺序等三方面对这一执行制度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和探讨。

基于综合优先级的改进执行时间分配算法

针对相控阵雷达资源的有效管理分配及多任务情况下相控阵雷达的任务执行时间偏移率较高、任务丢失及资源使用率较低等问题,提出基于综合优先级的改进执行时间分配算法。该算法考虑任务的多特征参数,利用优先级表的思想对任务的综合优先级进行计算,并在传统的执行时间顺序分配算法基础上提出改进的自适应执行时间分配算法对雷达驻留任务进行资源调度。仿真实验证明了本调度算法的有效性。

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案件受理费用标准的实践考察与统一化构想

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案件受理费收取混乱,面临着案件性质不明、费用标准计算基数有争议等问题,主要是因为审判范围过宽、案件类型不明确以及费用裁判救济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为解决这些问题,立法上需明确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是债权人或债务人对分配方案所载各债权人之债权或分配金额的异议部分,并需赋予执行机关以异议初审权;收费上需以原告主张因变更分配方案而可以增加的分配额为标准实行财产性案件累进收费制;制度上完善裁判费用复议制度和上诉制度来保障当事人私权与法院公权的正当平衡。

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中调解书的物权效力的审查与处理

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中只对相关债权的顺位关系等进行实体性审查,而不应涉及债权本身的真实性问题。最高额抵押登记的物权效力范围应采"债权最高额说",即债权本金、利息等全部款项之和不得超过登记的最高限额,超出部分不享有抵押权。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债权债务纠纷案件中达成调解,约定债权人对超出抵押登记部分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该调解书不具有直接的物权效力。债权人不能仅以此调解书为依据,主张优先受偿权。法院执行部门对此物权效力问题认识有误,做出错误的执行分配方案时,应予撤销,由执行部门另行作出新的方案。

执行异议之诉立法方向探究

我国的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包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和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三种基本类型。由于我国各类执行异议之诉并非由一部法律规范系统设立,而是分别发展形成,故存在着结构上交叉混淆、功能和进路迥异的问题。在执行救济制度的统一立法过程中,应当明确执行分配制度的边界;有条件地允许优先权人选择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寻求救济;填补法律规范空白以令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与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的职能归位,以期构建科学完善的执行异议之诉体系。

执行价款分配模式转型之辨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179条从以平等主义为重心的二元主义转向统一的优先主义,规定普通债权人按照查封财产的先后顺序受偿。据称此条旨在促进强制执行法与破产法的协调互补,突出执行效率理念。然而,我国法制在近代化过程中选择了平等主义而非优先主义,并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二元主义。在原理层面,优先主义相对于平等主义,在债权人公平、执行效率、债务人保护、制度协调四个方面均无明显优势。自完成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以来,平等主义更契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与执行体制。从二元主义转向统一的优先主义的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现阶段应当对相对平等主义加以完善,形成更好地平衡公平与效率的执行价款分配模式。

执行案件中执行案款分配实务操作探究

当一个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同时被多个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各申请执行人分别对被执行人剩余财产享有工程款优先权、担保优先权、首封相对优先权、一般债权,而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应按照怎样的顺序对执行案款进行分配呢? 在分配过程中出现商品房消费者权利和工程款优先权行使滞后、工程款优先权和担保优先权优先受偿范围问题、查封财产被处置后首封是否需要续封、一般债权获得受偿的程序选择等相关问题,执行法院应如何应对? 本文将就上述问题展开论述,以供参考.

关于执行财产分配的立法思考

执行财产分配制度应当放在整个法律制度的体系中评价。执行分配与破产制度分别实现着个别清偿与平等清偿的目标。就一般破产主义而言，优先主义公平与效率并重，更趋合理；就商人破产主义而言，混合主义更有其独立的价值。如果一般破产主义是一种立法趋向，优先主义代替平等主义或者团体优先主义也是一种立法趋向。眼下我国执行立法所确定的执行财产分配制度仍应为混合主义。

法国著作权法中的“没收变赔偿”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侵犯著作权的违法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侵权者除了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之外,尚需承担诸如罚款、罚金、没收相关财物等财产性公法责任。如侵权者的可执行财产不足时,确立一个合理的侵权者可执行财产分配机制以明确上述两类财产性责任的先后顺序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法国著作权法中通过“没收变赔偿”制度确立了民事赔偿优先的机制,进而通过分析我国著作权法以及公司法等在相关机制上的弊端,最后得出我国著作权法应在借鉴法国立法的基础上尽快确立一个完整、彻底、程序简化的侵权者可执行财产分配机制,以真正贯彻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作者著作权”的首要宗旨。

民事执行中破产程序启动难困境与突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程序在实践中遭遇大量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企业不能通过破产程序退出市场的启动难困境。原因在于破产与执行衔接不畅:破产申请人缺乏启动激励,执行参与分配程序具有准破产功能和依职权宣告破产的立法缺位。建议从立法上修正中国当前破产启动申请主义的模式,禁止企业法人适用参与分配程序并从制度层面构建执行不能转破产程序机制,从而解决破产程序启动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