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渐进式”政策执行阻滞何以消解?——基于“决策模糊-执行协商”分析框架的多案例研究

“非渐进式”政策具有力度大、目标明确、时间紧迫等特点,对其执行阻滞的消解不仅成为基层执行者面对的难题,也是对政策制定者实现既定目标的考验。本研究基于中国政策自上而下推行的背景特征,结合基层在政策细化阶段的模糊程度差异和政策实施阶段的协商程度差异,构建了“决策模糊-执行协商”分析框架,以“双减”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情况为分析对象,对全国8省20区县开展三轮跟踪调研和田野观察,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四类政策执行阻滞的不同表现及消解思路。本研究认为,政策执行阻滞的消解需要根据不同的阻滞类型及生成机理有针对性地予以应对,尤其要关注政策执行中具有双重身份的基层政府职能部门。根据政策执行阻滞的不同表现和类型差异,基层政府职能部门需要针对性地发挥创新能力、整合能力、激活能力和宏观监管能力。

论公共政策执行协商

以往论及政策协商,多指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协商,较少论及执行过程中的协商。其实,不仅公共政策制定时需要协商,公共政策执行也需要协商。公共政策执行协商是协商民主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运用。它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引导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表达,可以调适政策执行人员与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执行协商需要界定协商的主体、客体及协商的形式等构成因素。推进公共政策执行协商有序开展和常态化,必须规范执行协商范围,构建执行协商程序制度,明确执行协商主体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执行协商方式、拓宽协商渠道,构建公民协商意见整合机制。

论美国环境法执行协商机制的引进——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行政执法模式的新选择

美国环境法执行协商机制的本质是一种合作型执法模式,其产生的原因在于法律实用主义的影响。我国环境执法的现实迫切需要环境执法方式的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为协商性执法机制的引进提供了相对契合的政治环境。引进环境法执行协商机制应当坚持分地区分阶段进行;挖掘本土资源与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相统一;严格限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基本思路。

执行协商的政策效果:基于政策裁量与反馈模型的解释

面对经济社会转型的大量政策需求和国家超大治理范围与规模的施政困难,政策过程中的执行协商机制为政策落地提供了民主化与科学化的路径保障,但其运行下的政策效果仍待厘清。本文构建政策裁量与反馈模型以解释现实中执行协商出现的多种政策效果。两个关键的政策属性要素,政策裁量性和政策反馈性决定执行协商机制的功能发挥,出现政策结果调试、政策结果偏移、政策结果见效、政策结果失败4类情况。通过对我国转型期经济领域的4个重要改革案例分析,研究揭示了政策属性塑造执行协商进而影响政策效果的机理。研究的重要启示是在裁量可行性低和反馈可得性低的政策领域中注重科学决策推进,在裁量可行性高且反馈可得性低的政策领域中约束官僚自由裁量,可有效优化公共政策实施效果。政策裁量与反馈模型为国家治理与精准施政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基础,可部分解释转型期中国公共政策丰富的执行经验与多样的政策效果。

执行协商对农户易地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赣南原中央苏区为例

为了解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利用赣南原中央苏区433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调研数据,以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为理论分析基础,首先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执行协商对农户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在考虑了二者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通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完善贫困地区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扩大移民农户参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协商力度,能够更加有效的实现政策扶贫目标,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总结了相关政策启示。

一种区块链实用拜占庭容错算法的改进

共识算法性是区块链核心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用性拜占庭容错算法(Practical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PBFT)是联盟链广泛使用的共识算法,但是由于其消耗高,吞吐量低下以及高延时等问题,导致共识效率低下。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基于PBFT的新型改进共识算法IPBFT。采用协商与执行节点分离的方式减少执行请求的服务器数量,在一致性协议中加入自证机制,用心跳检测机制和最长链选举原则对主节点选举进行了改进。实验仿真表明,IPBFT算法在能耗、吞吐量和延时性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提高了系统的效能。

转型期公共政策过程的适应性改革及局限

政策过程的时间维度是理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和国内治理的一个理论切入点。转型期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呈现新的特征:政策制定环节被删简,政策执行作为决策补充而表现为权衡与协商的过程。"决策删简—执行协商"作为灵活的过程模式,是在当前中国大量政策议题涌现情形下塑造出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政府依赖决策删简机制,能够有效化解决策中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多元利益,提升政府公共决策和应对外界压力的能力;在执行协商机制下,政策方案逐步细化,利益冲突被内化解决,整体上可以保障深化改革的向前推进和政府治理的系统稳定。因此,这种模式适应于现阶段的中国公共政策治理环境,有助于推进部分领域的政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