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悬赏制度公权化研究

在被执行人恶意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务时,执行悬赏作为激励社会力量提供被执行人下落或其财产线索的后置性执行措施,还具有转变被执行人对抗履行行为和预防潜在者规避执行发生的功能,有关实例说明了该制度有益于化解执行难。通过梳理有关政策、司法文件及执行实践,不同法院在执行悬赏制度法律属性上存有认知差异,致使相异的制度运行并存、制度空间受限及功能受阻。在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下,明确执行悬赏制度的公权力属性成为优化制度设置、全面发挥复合功能的支点。

执行悬赏实施的困境及其完善措施

目前,执行工作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查人找物。依靠申请执行人提供和法院依职权调查已无法适应执行工作发展的需要。为解决这一难题,执行悬赏应运而生。实践中,执行悬赏虽是解决执行难的一个利器,但也存在法律规范不健全、发布途径狭窄、悬赏金额计算方式缺乏规范、法院自身配套不足和缺乏外界支持等情况。笔者作为在执行一线工作十几年的资深执行法官,对此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笔者结合法律规定和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完善执行悬赏的措施,以供参考。

我国悬赏执行制度的“兴”与“行”

悬赏执行具有单方允诺的性质,是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相结合保障权利人民事权利的一种新兴执行措施,此为"兴"。在我国民事诉讼执行阶段融入悬赏执行制度是可行的,此为"行"。我国悬赏执行的启动程序应从启动主体、启动范围、悬赏金确定主体、承担主体及数额确定标准上予以统一规制,通过对悬赏执行运行过程中悬赏执行公告的发布、线索有效性的核定、举报人信息保密制度的规制,使悬赏执行得以在我国民事执行程序中建立并取得成效。

论我国悬赏执行制度

悬赏执行制度借助外部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了案外人发现并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积极性,有助于民事生效判决执行到位。通过梳理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方法院出台的具体规定,发现悬赏执行制度仍然存在适用范围和启动方式模糊、审查标准不明确和奖励数额不一、程序衔接欠缺及权责分配不清等问题,建议通过明确适用范围和启动程序、统一审查标准和奖励数额、做好程序衔接及明确当事人之间权责等方式予以修正。

悬赏执行制度论纲

悬赏执行是一项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配套制度,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多有运用。借助外部激励机制,悬赏执行制度充分调动了案外人发现并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积极性,有助于民事生效判决执行到位。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法院出台的具体规定进行梳理,悬赏执行制度仍然存在适用范围和启动方式模糊、审查标准和奖励数额不一、程序衔接欠缺及权责分配不清等问题,亟需完善。针对以上问题,悬赏执行制度可通过明确适用范围和启动程序、统一审查标准和奖励数额、做好程序衔接及明确当事人之间权责等方式予以修正。

谁为悬赏执行“买单”——兼论民事执行程序中举证责任分配

为了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一些法院进行“悬赏执行”的改革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应由谁来承担悬赏执行的费用仍存在着争议。根据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责任和法院查证责任的规定,申请执行人没有承担悬赏执行费用的义务,而理应由法院来承担。

民事诉讼中悬赏执行的制度评析及立法思考

在民事执行难的法治背景下,许多法院实行悬赏执行,借助社会的力量,通过赏金的激励机制获得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线索。该制度有利于及时实现权利人利益,明确悬赏执行的适用范围及合理确定赏金可以使悬赏执行进一步完善。

论民事悬赏执行制度

通过调动社会公众力量来检举揭发被执行人的相关财产线索,在民事执行中采取悬赏执行的方式,能够有效地促进案件的执行进程。各地法院与最高院纷纷出台规定,对悬赏执行的具体内容作出了相应规定,但仍然缺乏对悬赏执行内涵与本质的阐述,并且各规定在诸多问题上存在着差异,比如悬赏执行的适用是否有案件范围的限制、是否可依职权启动悬赏执行、悬赏金由谁承担等等。应当肯定的是,基于效率的考量,悬赏执行的适用不应受制于案件的性质,且法院可以依职权在执行程序中采取悬赏执行措施,最后由被执行人作为悬赏金的最终承担主体更为合理。

浅析悬赏执行的制度构建

执行难问题一直是困扰着我国司法机关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司法难题,严重地损害了我国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各地方法院突破自身局限,积极探索执行新举措,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大力推行悬赏执行制度,极大地震慑了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提高了民事执行的工作效率,有力地促进了执行难问题的有效解决。但是,自其实施以来,我国法律并未对悬赏执行制度进行明确的规定,各地法院也是各自规定各自实施或无规定即实施,造成了悬赏执行制度的执行无法律依据、实施无统一规范的乱象。为了解决悬赏执行制度的乱象,本文提出了相对完善的立法建议,以期能从立法上规范悬赏执行制度,解决悬赏执行制度实施的乱象。

民事执行调查社会化问题研究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执行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往一贯采取民事执行非社会化模式的我国,近年来也应现实需要尝试执行悬赏、调查令等有限社会化模式.社会力量参与执行的合法性来源于现代国家将公权力对外授权,且民事执行权在诞生伊始也并不为国家所独享.将执行调查授权给社会主体是现在较为可行和稳妥的方案.目前具有中国特色执行调查社会化的研究还方兴未艾.最高院执行调查规定中关于执行调查社会化规定仅限于个人有明显局限性.社会机构参与民事执行调查相对于个人更具有经济和资源的优势.法院应该贯彻处分权主义,不可依职权启动社会化调查.调查程序结束后,法院应当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核实社会调查结果并给予必要费用.同时,被执行人对社会主体执行调查行为享有程序性执行救济权.

浅析公告执行中对被执行人的保护——兼谈我国公告执行的完善

公告执行是随着司法实践中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人财产难寻等问题应运而生的解决之道,公告执行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实施过程中倾向于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利益而极易侵犯被执行人的权利。在现有公告执行制度的基础上针对被执行人利益的保护提出若干完善公告执行的具体设想,以期执行机构在进行公告执行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的同时,保证被执行人的合法权利不致遭受执行带来的侵害。

悬赏执行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何谓悬赏执行?悬赏执行指的是人民法院或者债权人为了实现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公开发布悬赏信息征集知情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并在据此取得执行效果后向财产线索提供人支付奖励或者酬金的行为,是一种民事执行辅助方式。在执行实践中悬赏执行有助于调动社会力量发现和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积极性,获取有价值的财产和人员线索,从而有助于提高执行效率,有助于人民法院顺利解决查人找物的难题。

“飞单”,一个犯罪团伙制造的亿元诈骗大案

这起被称为“京城金融诈骗第一案”的主犯陆锋被北京市高级法院以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数罪并罚被合并执行无期徒刑虽已经过去了数年,但其诈骗数额至今仍然排在北京市金融犯罪案第一位。而此前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的“悬赏执行公告”公开悬赏3000万元给提供陆锋线索者,则创下了悬赏数额的另一个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