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时效的适用对象范围研究

我国现行法规并未直接言明执行时效的适用对象范围,导致实务中不同法院对于《民法典》第196条所涉情形能否适用执行时效的问题持不同观点。《强制执行法(草案)》第15条规定了执行时效的适用规则,并将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直接联系起来,但该条的规范对象是否涵盖执行时效的适用范围存在解释空间。为此,有必要澄清执行时效作为执行阶段的消灭时效的根本性质,明确诉讼时效与执行时效共同构成对请求权的时效限制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执行时效的适用对象范围与诉讼时效相一致,不包括《民法典》第196条所涉情形。

执行时效排除规则的困境及其破解

《民事诉讼法》第261条“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一直被解释为申请执行期间适用的排除规则,并得到《民诉法解释》第515条和第517条“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规则的确认,但其实该解释与2007年后申请执行期间的“时效”转向相冲突。《强制执行法(草案)》第83条将“自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之日起满五年且未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作为执行终结事由之一,虽有否定执行时效排除规则的意味,但它一方面使得申请执行期间走回“期限”定性的老路,另一方面有苛责权利人之嫌。《民事诉讼法》第261条中“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是对“申请执行权不消灭”的操作性强调,也是对“债权未消灭”的程序性回应,与执行时效无关。终本程序的执行时效后果应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95条“时效中断”规则,产生“从有关程序终结时起,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效果。

执行时效性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与1991年《民事诉讼法》之诉讼期限定性,到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时时效之路"开端",再到2015年《民诉法解释》出台时时效之路"完成",我国执行时效制度终于脱胎换骨。但与此同时,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趋同化也导致执行时效独特性和独立性的危机。本文建议取消执行时效概念,对于常规规则,以"判决确认之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在民法典诉讼时效部分作出规定,实现诉讼时效制度的"统一化"。当然,这并不影响《民事诉讼法》对极特殊规则作出规定。

论执行时效制度之理解误区及其矫正

执行时效是指执行依据所载的债权人之私法上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而不应当是指公法上强制执行申请权的存续期限。债权人申请执行时,法院不应主动审查、适用执行时效。执行时效届满后,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的,应发生时效抗辩权之放弃的法律后果,故法院仍可就债务人为强制执行。执行时效届满后双方对债务重新予以确认或达成新的履行债务协议时,亦发生时效抗辩权之放弃的效果。债权人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时,执行时效是否中断和重新计算,应根据情况作具体分析。申请执行之前达成和解协议的,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而执行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时,因法院对本案执行程序采取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之处置方式的不同,其时效中断效力的认定也存在区别。

刍论我国民事执行时效制度之立法修正

对民事执行时效的性质、效力等的认识与请求时效制度的正确建构,关系到民事执行请求权保障的程度。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民事执行申请期限性质的认识,形成了"除斥期间说""法定期间说""诉讼时效说"等,并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民事执行时效制度的立法。从对民事执行时效性质的再认识,反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9条所确定之民事执行时效制度,源于认识错误所导致的制度设计弊端显而易见。为保障民事执行请求权,民事执行时效制度亟待立法修正,应当借民法典编纂之机,将民事执行时效制度置于民事实体法立法之中,平衡实体法与程序法上时效制度之冲突,并完善民事执行时效届满后的效力认定程序。

对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时效制度的立法探讨

执行时效作为行政执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世界各国行政立法中皆有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兼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和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两种模式。对于前者,执行时效的立法规定较为简单、粗略,且具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对于后者,执行时效的立法规定阙如。加强行政立法中有关法院强制执行时效制度的立法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公法与私法交叉:执行请求权执行时效制度的思与辨

执行请求权是公法上请求权,而非私法上请求权的延伸。基于执行请求权性质的再认识,公法上请求无时效限制,则执行时效是执行依据所载的债权人之私法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而非公法上强制执行申请权的存续期间。基于执行时效性质的再认识,应将执行时效制度置于民事实体法之中,而非民事诉讼程序法,所以执行时效适用当事人主义,而非职权主义。同时,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但两者又具有“衔接性”,即明晰案件类型化的执行时效起算点以及债权人请求权执行或债务人履行债务的特殊情形的重新起算执行时效。

诉讼时效与执行时效衔接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建议

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具有同一性质已成理论界、实务界共识,但诉讼时效与执行时效现行规则之间存在不协调甚至冲突之处,影响了二者的有效衔接。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建立初期对执行时效定性不准,对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认识不清,以及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别规制而导致的体系分立。为了理顺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衔接关系,建议统一规定分期履行债务的时效起算点,统一规定时效期间长度,统一规定未成年人追索抚养费案件不适用时效限制,统一规定时效抗辩的审查程序。

执行时效规则的立法选择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有关执行时效的规定发生了较大变化,其性质由申请执行期限变为申请执行时效,时间长度由6个月或1年统一延长为2年。然而,这次修订后有关权利人保护力度不够、义务人拖延履责、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难等问题依然存在。在考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判决确认请求权执行时效规定的基础上,我国执行时效规则的修改面临两条路径:一是在期限长度方面,可对执行时效和诉讼时效作出一致规定;二是可适当延长执行时效期间。相比而言,后者更具有可操作性。

论申请执行时效的适用程序——兼谈权力分工语境下的审执分立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将申请执行期限界定为申请执行时效,并规定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人民法院能否依职权对申请执行时效问题进行审查，实践中存有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论当事人再审启动行为对执行时效计算的影响

对再审启动行为应作分类处理,确定不同的执行时效后果: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不产生执行时效中断效果,但产生"暂停"效果,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被驳回也是如此,但除此之外的向法院或检察院申诉行为不产生任何执行时效效果。如果我国借鉴德国、日本等国家将判决确认之请求权的消灭时效期间特殊加长到10年以上,再审启动行为对执行时效计算影响的处理规则将更容易被实务界接受。

被驳回诉讼请求后行政非诉执行的时效问题

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后,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决定的时效为多久,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理解存在争议。现有法律出现多个时效结论时,应作不利于行政机关而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解释。驳回型行政裁判没有可供执行的内容,行政相对人的起诉被驳回后,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依据是行政决定而非行政裁判文书。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决定,虽然置入了行政相对人不服提起诉讼后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这一司法过程,但其本质上仍属于行政非诉执行,时效应当确定为三个月。如果适用二年的执行时效,则违反了“申辩不应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不利变更”的原则。

执行时效期间的再改革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时对申请执行期限作了重大改革:名称由"申请执行期限"修改为"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从1年或6个月统一加长为2年且可以中止和中断。虽然从时效理论和实践效果观察,该项改革属重大进步,但仍有巨大提升空间。执行时效期间应在坚持时效身份的前提下独特化:为保障判决的确定性和安定性,平衡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利益,缓解执行难困境,提升时效规则体系化,执行时效期间应显著长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建议坚持"诉讼时效统一化"思路,在民法典总则编对"判决确认之请求权"规定10年的特别诉讼时效期间。即使暂时维持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的"二元并立"立法体例,《民事诉讼法》也应将执行时效期间加长为10年。

执行时效的体系地位及其规制方式——民法典编撰背景下执行时效制度的未来

在坚持实体性债权的程序性实现应受时间限制的前提下,只有尚不可执行债权和可执行债权均受到类似的限制,权利实现的时间限制才是完整的。我国民事实体法中诉讼时效的限制对象是尚不可执行的债权;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执行时效限制的是可执行债权。执行时效的体系地位在于,其和诉讼时效一道,共同构成了债权实现的时间限制。相比我国法分别规定了程序性的诉讼时效和执行时效,德国法直接从实体角度规定尚不可执行债权和可执行债权的消灭时效,两者并没有核心差别,只存在观察视角的不同。当我国法律人完全接受了德国民法将债权实现的时间限制规定为实体性抗辩权的做法时,执行时效将和诉讼时效一道,共同面临着规制路径由程序向实体转化的机遇。

执行时效的制度变革、规则适用与立法展望

执行时效制度经数次修改完善,已基本实现了与诉讼时效制度的体系性整合,形成了两者二元并立、规则趋同的立法模式。司法实践中,亦应在探寻执行时效立法原意和规范目的的基础上,明确其适用范围、起算时点、中断事由、法律效力、时效利益放弃等应全面适用《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诉讼时效的各项规则,以实现时效制度内部的和谐统一,以及实体法与程序法、诉讼法与执行法的有机衔接。另外在立法论上,应以此次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为契机,适当延长执行时效期间,设置债务人异议之诉程序审理时效抗辩,以进一步提升时效制度整体的体系性和科学性。

外国法院判决执行中的时效问题研究

在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过程中,申请执行的时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对于申请执行的时效,《海牙判决公约》等国际性公约倾向于规定由被请求国根据国内法来进行规制。在国内立法方面,不同国家由于历史传统、法律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立法模式和法律规定,集中体现在关于申请执行时效的性质认定、时间长短以及起算点等方面。就我国的法律规定而言,建议通过延长申请执行的时效期间、在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明确规定申请执行时效的法律适用等方式改进我国关于申请执行时效的法律制度。

试论申请执行时效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实践中,常有当事人因各种情况,不能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而丧失申请执行权利。笔者拟对申请执行期限的立法缺陷及确立相应的法律制度进行试论。

申请社会抚养费强制执行时效启迪

某计划生育部门1999年4月对违法生育二孩的庞、黎夫妇作出行政“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并根据其本人要求同意从1999年6月10日起至2001年12月30日分期缴纳社会抚养费，但分期付款期限过后，该夫妇仍然拒不履行缴纳社会抚养费义务，2003年7月7日，计生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执行时效制度的未来

权利实现的时间限制可分别从实体或程序的角度规制。从实体的角度,可将权利实现的时间限制看作消灭时效,即义务人对权利人履行要求的拒绝权。消灭时效首先体现私人之间的关系。从程序的角度,可将权利实现的时间限制看作诉讼时效或执行时效,规定它们在不同程序中的法律效果。随着实体性请求权和程序性实现绝对区分理念的贯彻,我国立法在制度上摆脱了审判和执行程序二元区分的限制,直接从实体法角度将诉讼时效和执行时效统合于实体性的消灭时效,将权利实现时间限制的法律效果设计为债务人针对债权人的履行拒绝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