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权性质再认识

民事执行权性质的界定决定其在国家权力系统中司法权定位,并揭示出其区别于民事审判权、行政执行权、刑事执行权的内在运行机理和独特的价值取向。司法强制性本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民事执行整体系统效率价值的基本取向,使“统一管理”体制成为以执行实施工作为核心的民事执行制度安排的最优选择。据此,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也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黄河保护法》执行权模式选择

我国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大量适用于黄河流域的环境保护法和具有环境保护作用的法,制定专门的《黄河保护法》需要提出怎样才能让新制定的法解决已经存在的那些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要求,需要为这部新法律配备更适合用来保护流域环境的制度武装,包括对其做新的体制机制安排。执行权普遍存在于行政性法律中,环境保护法中的各种环境管理职权都是由具体的环境法律创设的执行权。存在于我国现有环境保护法中的执行权有行为导向的简单授权模式、安全导向的权力-管制模式和目标导向的权力-责任模式三种。《黄河保护法》不是填补环境保护事务领域立法空白的立法,也不是新增的环境保护手段法、已有法律的拾遗补缺之法,而是保护黄河流域环境的法、对黄河流域环境实行综合施治的法。它只能采用目标导向的权力-责任执行权模式。为《黄河保护法》选择权力-责任执行权模式与我国环境立法近年创造的地方政府环境质量目标责任制度具有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

居住权与民事执行权的衡平问题探讨

本文探讨了居住权和民事执行权的衡平问题.居住权是指个人在自己房屋内居住的权利,而民事执行权是指法院以强制手段执行民事裁决的权利.两者之间的关系常常会出现冲突,如何在维护居住权的同时,保障民事执行权的有效实施,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从居住权和民事执行权的概念入手,分析了两者的性质和特点,接着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可能存在的矛盾.最后,本文提出了在居住权与民事执行权之间达到衡平的一些思路和建议.

我国执行权配置的路径研究

目前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仍然是困扰我国执行工作的一大阻碍,其中执行权配置的不足更是导致执行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之一。所以在当前审执分离的模式下不断优化执行权配置,从中厘清我国现存执行权配置模式的不足和优化配置模式的必要性,进一步提出“深化内分,适当外分”的执行模式方案成了推动我国司法执行的重中之重,以实现对执行权的有效利用与监督。

论执行权向执行员的“回归”

在2018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删除执行员办理执行事项的规定之后,新近公布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对执行员的权限作出了规定,可谓意义重大。在执行权“内分”和“外分”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执行员制度的修改和完善完全可以作为两者的公约数,成为新时代审执分离改革的重要抓手。当前,实务之所以受困于审执不分,使人们对执行权的内容和性质有模糊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期《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执行员的规定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以致法官充任执行员的现象大行其道,法官和执行员的身份与权限出现高度混同。对于新时代的审执分离改革而言,当务之急应是解决“人”和“权限”的分离问题,使执行权回归执行员,使法官专司审判权的行使。至于执行员和执行权是否“外分”,以及是否实行市场化改革,则可缓行。

审执分离与执行权制约——透过执行异议修正案的解读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执行异议制度的修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程序上的执行异议,二是把对实体审查从执行程序中剥离出去。执行异议修正案体现了程序设计运作上的审执分离要求,新的执行异议制度成为执行权制约机制的重要环节。通过对当前执行权性质讨论和"执行分权"论中出现的认识误区的检讨,指出审执分离的根本缘由是基于执行程序的独立性和执行权运作的规律;执行权制约机制不是"分权",而是执行救济。

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研究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行政强制执行权皆由行政机关和法院所共享 ,但侧重点却不尽相同。英美国家多由法院掌握行政行为的执行权 ,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大多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但自二战以来 ,两大法系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认识却是一致的 ,即行政执行权与行政命令权各自独立 ,这是现代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两大法系作法的不同本质上源于对效率与公正的不同取向。

浅析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

本文剖析了我国现行执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以解决执行难、执行乱、执行效率低下等问题为导向,依托执行权理论,借鉴国外执行体制模式,建议组建行政性质的新执行机构行使执行实施权。

行刑一体化与刑罚执行权的新配置

尽管行刑是刑罚运用过程的最后环节,但是,行刑效果如何则直接关系到刑罚目的能否最终实现。科学合理地配置刑罚执行权将有助于行刑效率的提高与刑罚运行机制的完备。通过对当代中国刑罚执行权的现实考察,不难发现,中国现行刑罚执行权配置并不科学合理,存在着行刑权过于分散、相互之间彼此抵牾之处,这严重地影响了刑罚功能的发挥。因此,树立行刑一体化的理念,科学地配置刑罚执行权,乃是中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模式之建构

在深化执行体制改革过程中,通过逆向推导,能够得出审判权和执行权必须分离的结论。结合"诉讼产品"理论,在此基础上,应当将执行工作归入司法行政工作的范畴之中。通过对执行权权能的逐层剥离,提出执行权应限于推动程序,执行过程中涉及的实体判断权均应归入审判权的行使范畴。同时,应当设计审判权和执行权无缝对接的相关制度。

刑事执行权及其制约

人权视野下的罪犯权利保护呼唤刑事执行权的规范运行。以刑事执行权的性质定位为出发点,在权力、权利的矛盾综合体中,为达到刑事执行权与罪犯诉权的平衡,应引入法律监督权以实现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的相对对等状态,并应在制度建设方面对个体诉权的保障以及法律监督权的完善进行制度构想。

论民事执行权配置的基本理念——比较法视角的研究

意大利、澳大利亚、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瑞士等国的执行机构各不相同,但都奉行着相同的执行权配置理念,即对执行权按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行有效的分权;对执行权,尤其是执行权中的行政权性质部分进行严密制约监督;规定严密有效的救济程序;对执行权的行使作出诸多限制性规定,既严格锁定执行权的权限范围,又兼顾执行的其他程序独立价值。这些理念对我国进行民事执行机构改革和进行民事执行权的配置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民事强制执行权:属性、构造及其正当性论证

我国立法对民事强制执行权定位不尽合理,既不能充分发挥执行权的强制实施功能,也弱化了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民事强制执行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执行权的本质是强制实施权,不具有对实体权利争议进行判断和裁决的功能。为保证执行的效率性与正当性,应当合理构造执行权的内容,并配置于不同的主体行使。

论民事执行权配置与执行的优化

执行权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决定了执行权应当分权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以此为改革方向规范了民事执行权的配置与优化。执行权的优化运行必须包括自身内部、上级法院、检察院的有效监督,并处理好审执分离、审执兼顾与执行和解,统一管理、协调合作与委托执行,司法拍卖中法院与中介服务的配合等关系。

宪法失序与对行政权剩余的规制——以执行权的变迁为视角

我国现行宪法认为行政权是一种执行法律的权力,没有政治功能派分。但在宪政实践中,行政权既有执行功能,又有政治功能,其政治功能缺乏合法性。行政权的扩张使宪法失序,主要原因是现有宪法没有一套规制行政权非正式来源的有效方案。宪法沉默之处就是宪法危机之所。行政权的非正式来源有其必然性,外在的、事前或事后的、间断的宪法制约机制不足以规制行政权,必须有内在的、事中的、连续的宪法制约机制予以配合。规范主义宪法的有效性必须向生活领域开放;功能主义宪法观的合法性必须获得法治化建构。行政法治模式宜以规范主义宪法为基础,以功能主义为补充。行政的开放性、公民参与、法律程序是内在宪法制约机制的要素。

我国刑事执行权配置:现状、问题与优化

基于我国刑事执行权配置的现状和问题,需要遵循权力制衡与效率相协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刑事执行权行使公开化和社会化等原则,予以进一步优化。具体构想包括:建立健全刑事执行权配置的法律规范体系,统一刑事执行工作的领导机关,革新刑事执行权配置的方式,改革与重构减刑、假释程序,强化对刑事执行权行使的检察监督。

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运行现状分析——基于对地方公务员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使得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改革再一次进入到人们的视线当中。为切实摸清我国目前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现状,《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调查和改革研究》课题组对地方公务员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权力界限不清、监督权乏力、制度不健全三个方面。本文围绕实地调查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

民事执行权的配置及运行设计

民事执行程序以执行权的行使为核心。传统执行体制下执行权运行模式存在缺陷 ,其主要症结是执行权配置不合理、不科学。要实现执行权的合理配置 ,应在把握执行权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对其内涵、权能作出界定和划分。根据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的内容 ,探索执行权实现横向配置和纵向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 。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与执行权问题——评苏丹总统逮捕令事件

安理会1593号决议为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行使管辖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管辖权本质上是基于安理会的授权而非基于苏丹的同意,故而存在先天缺陷。国际刑事法院对本案所做的任何裁判行为都不构成要求苏丹履行国际义务的法律依据,构成要求苏丹履行国际义务的法律依据只有安理会决议;若想要求苏丹执行国际刑事法院所作出的任何相关裁决,原则上都需要安理会专门通过决议为之。国际刑事法院不具有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能力,最终需要依靠安理会来采取强制措施。安理会1593号决议中所使用的"必须"一词,很难认为是意在施加某种必须履行的义务给苏丹政府;而其中的"敦促"一词,则肯定不能被认为意在施加任何义务给《罗马规约》的非成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