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转破产”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民法的视角

因受理破产申请而中止执行,其时间界限宜严格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9条“受理破产申请后”,对于破产申请受理时的执行行为不产生影响。共益债务依《企业破产法》第42条的规定是“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债务,就此不宜解释为封闭性规定,解释上仍应依实质标准承认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发生的对全体债权人有益的费用为共益费用,使之可以作为“共益债务”优先受偿。别除权是担保物权、特别优先权等效力在破产程序中的体现,在《民法典》物权编等对担保物权明确承认物上代位性的背景下,对别除权的内涵、效力等的理解应与时俱进,承认别除权的效力不仅可体现在特定物上,也可以体现在该特定物的金钱代偿上。

我国执行转破产程序衔接机制的法治完善思考

当前我国在执行转破产程序的衔接机制中存在诸多问题,本研究将从立法不完善、程序衔接不顺畅、破产保护与债权人利益失衡,以及破产重整机制缺乏灵活性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上述问题对司法效率和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影响以及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的情况。通过分析我国执行转破产程序的现状与问题,并结合国外先进经验,提出完善立法框架、优化程序衔接、加强权益保护、引入灵活重整机制等法律建议,以期推动我国破产法治的进一步完善,提高市场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公平性。

执行转破产制度的路径优化

执行转破产程序(以下简称执转破)作为司法解释下的经验性活动,对于纾解执行难和破产启动难确有裨益。但现行执转破主要以地方性实践为主导,存在整体规范低阶化、法律规则难统一、具体实施细则模糊、配套的硬制度供给和软文化建设尚付阙如、案件受理量低迷,实效乏力等问题。执转破制度关涉到多重主体关系的形塑与多种利益的调和,活化执转破制度需要从制度、文化和细则三维度建构:制度供给,打造破产审判的专业化与信息化、加强府院合力和查控分析;文化建设,转变思想观念,构建尊重市场失败者的企业破产文化以及市场主体自负风险的意识;规则精细,确定依职权启动的准入条件、增设财产地法院与跨行政区法院的破产管辖权、完善管理人报酬的司法解释、限定执转破适用、建立执转破监督机制、区分不同主体激励机制。司法程序只能提供事后救济,治本的关键在于事前预防,从更宏大的视阈考量,构筑社会信用机制是解决人案矛盾论域里执行难和破产难命题的题中之义。

协同主义在执行转破产中的阐释与应用

执行转破产具有化解潜在纠纷和执行积案的优势,对债权人、债务人和法院而言,却存在低收益性、高负面性和审判负担过重等问题,这直接导致执行转破产启动率过低。协同主义强调解纷主体间的相互协作,不仅为执行与破产回归到应然联结状态提供助力,且与追求社会秩序稳定的司法理念相契合。应当以协同主义作为多方主体协力启动破产程序的法理依据,并完善相关制度。由反对方对被执行人未资不抵债承担证明责任,将控股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纳入申请主体范围。提高执行转破产的程序正当性,实现信息主管部门协查义务的法定化。实施以中级人民法院为主的协同管辖机制,提高执行转破产的效率。设立企业破产费用保险基金制度,化解债务人无产可破的风险。

执行转破产程序“启动难”的解构与应对

执行转破产作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一项新设的制度,是执行案件与破产案件衔接的核心,对解决执行难、消化僵尸企业,推动市场资源再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执行转破产程序面临“启动难”的困境,具体原因在于债权人、债务人启动动力不足,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存在困境,相关制度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应当激发相关主体启动破产程序的动力,优化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条件,完善执行转破产相关制度,从而解决执行转破产程序“启动难”的问题。

执行转破产程序启动难的原因与对策

现阶段,大量的执行不能、"应破不破"的涉企业法人案件积压在执行阶段,给执行法院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执行转破产程序基本处于启动难的空转状态。具体的原因表现在:当事人缺乏启动程序的内心动力;执行转破产程序法律规制不合理;当事人申请主义的法律效用低下。为解决启动难问题,建议构建当事人激励机制和扩大申请主体范围;优化法律规制和细化程序设置;优化执行转破产程序有限的职权主义启动模式。

我国执行转破产制度的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

执行不能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制度规则,确立于2015年颁布的《民诉司法解释》,从制度上打通了执行不能案件移送破产程序的通道,对 于纾解执行难、助力“僵尸企业”出清、推动市场整体产能优化至关重要。然而,我国执行转破产制度确立五年以来,仍然面临着“移不了”“立 不上”“破不掉”的现实问题。鉴于此,文章首先结合“公共池塘资源论”对我国执行转破产制度的基础理论和程序衔接原理进行论述,为更深入 了解该制度筑牢根基;其次,对执行转破产制度进行的实践镜像进行考察,深入剖析现行法律规范样态与实务操作暴露的症结;再次,从不同维 度揭露我国执行转破产制度的适用过程存在的困境;最后从规范和适用两个层面对执行转破产制度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实现弥补立法不足、消 除适用障碍。

执行转破产程序中档案处置的困境与完善路径

目前执行转破产程序中的档案处置工作尚存在无据可依,档案信息收集受制于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不配合,多方差异化主体间档案移交的难度较大和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缓慢等现实困境,使得档案的处置工作滞后于其他的制度推进工作。对此,应当从执行转破产程序本身出发,剖析程序衔接中档案处置工作的特殊属性,以及基于这些特殊属性产生的制度不适配问题。从宏观视角上,提炼出执行转破产程序中档案处置需要遵循的概括性指导原则;从微观视角上,按照“三化一消”的策略,即以标准化、法制化、参与主体多样化三个维度具体诠释档案处置工作的完善规则,以消解档案处置的信息区隔问题为导向,将打通执行与破产间的数据库与构建全国统一的执行转破产案件档案数据库作为破除信息壁垒的合力,最终以高质量的档案处置工作回应执行转破产程序对档案资料的现实需求。

完善我国执行转破产程序衔接机制的路径探索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破产法律体系逐步健全,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企业破产程序的执行过程中,衔接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一些问题的产生,如债权人权益受损、企业资产无法有效处置等,从而影响了整个破产程序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基于此,本文论述了完善执行转破产程序衔接机制的重要性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深入探讨了完善执行转破产程序衔接机制的路径,以供参考。

正当程序理念下的执行转破产机制:基于法理视角的反思

最高人民法院创制的执行转破产程序是政治动员之下的非常态之举,它因应功利主义导向下贯彻国家供给侧结构改革、解决执行难和法院绩效考评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缺乏正当性支撑,亟需通过正当程序理念加以修正。正当程序所内含的程序性正当和实体性正当不仅从微观层面调整执转破程序规则,更从宏观视阈重新定位法院在国家治理体系视阈下的诉审商谈型和政策实施型的角色。但不论是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健全市场主体的救治和退出机制,执转破都不是长远之策,从根本上讲,还需要依靠市场化破产以提高破产程序适用率,改变以往以指令法理为主导的破产制度,转向侧重市场法理,唯有如此,才是实现程序性正当向实体性正当转捩的必由之路。

对民办非企业可参照适用执行转破产制度

【裁判要旨】执行程序虽处于中止或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状态,但实质上已经终结或者恢复执行无可能性,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符合殳案条件;被执行人为其他组织的,只有在多个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或多个债权人申请执行且符合分配条件时,才需要制作分配方案;在多个债权人明确要求执行转破产的情形下,民办非企业参照适用执转破制度,不构成执行错误;在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前,基于被执行人生产经营的需要,可以先行支付在岗职工工资。

执行转破产制度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两者都是强制执行程序,二者既有相似之处,又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执行转破产制度实现了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笔者通过一则简单的案例介绍了“执转破”制度的具体运行过程。虽然 2015 年《民诉法司法解释》对“执转破”做了基本规定,但其实施效果却并不理想,在司法实践中“执转破”的启动率并不高,对此,笔者分析了其中原因并提出了几点建议与对策,期望能促进我国“执转破”制度的完善。

执行转破产工作机制探索

完善执转破工作机制,构建能够执行的依法执行、执行不能的依法破产工作格局,①不仅能够保障债权人平均受偿权,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还能够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衡平,增强人民群众财富安全感,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②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513条至第516条对如何推进执行转破产(以下简称执转破)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笔者以四川省宜宾市法院审理的案件为基础,通过研究总结执行转破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意见建议,以期更好地贯彻落实民诉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助推基本解决执行难,最大限度兑现人民群众胜诉权益。

执行不能视角下的个人破产制度研究

执行不能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执行当事人合法权益、贬损国家司法公信力的一大难题。为此,有必要引进个人破产法律制度,既能打破执行不能的困境,平衡执行当事人利益,又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在引进过程中,应当严格个人破产程序的准入门槛、完善执行转破产程序的衔接环节、构建合理的自由财产制度。

从10份判决书看“执转破”为什么难

近年来,我国在利用法院处理僵尸企业上硕果累累,执行转破产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法院系统在处理过程遇到了很多难题。2017年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为法院"执行转破产"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制度的生命在于实践,结合具体案件和立法动态分析法院执行转破产案件困难的原因,为法院有效维护债权人利益提供一个新的模式。

论执行与破产的对接程序

为破解执行程序中的堰塞湖效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3条至第516条确立了执行与破产的对接程序,从而使我国破产程序的启动由单纯的申请主义转变为申请主义之下职权辅助的模式。申请主义之下的职权辅助模式应为公权力的合理介入,释明权、建议权的规则在于控制执行转破产程序中法官自由裁量的限度。鉴于执行制度在现实层面已形成对破产制度的替代效应,应通过立法修改、社会资源的再平衡配置等方式鼓励社会对破产程序的利用,以实现对执行工作堰塞湖效应的源头治理。

债务清理上破产法与执行法的关系

破产法与执行法同为债务清理法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本源上的共性要求破产法与执行法尽可能联动立法,且破产法原则上须尊重执行法。除非破产法的宗旨要求突破执行法,对关乎债务清理的共同问题的处理均应保持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这种共性也决定了破产法与执行法必有适用上的竞争,且适用边界无法人为划定。破产受理不畅的根源不应归咎于参与分配制度,而在于破产法自身欠缺吸引力,引入破产申请激励措施以增加当事人的破产申请动机,才是推动破产受理的根本路径。参与分配制度应定位为以同一执行程序处理金钱债权终局执行的竞合,具有独立于破产法的价值,其立法体例的选择也与破产法无关。破产法的宗旨在于以债的概括清理实现利害关系人整体利益的促进,对执行法的尊重若与该宗旨相冲突,破产法便不必受其拘束。破产法得突破执行法的当事人进行主义与形式化原则,更能直接对债的个别实现包括强制执行加以摒弃。

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建构下的立审执衔接问题研究

2018年,为促进人民法院立案、审判和执行工作的衔接和高效运转,保障当事人及时实现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从"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实现的角度看,更需要立案、审判和执行工作的协调运行。本文以立审执协调运行为出发点,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围绕执行工作长效机制的健全,明确执行工作的理念并逐一分析立案、审判和执行环节中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了健全和完善执行工作机制的对策和建议,以期对“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和借鉴。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执行程序若干问题解读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了执行依据的明确性要求,强调继续履行类法律文书应当明确继续履行的内容;修改了特定物灭失情况下的折价赔偿规则,确立了"除非当事人能够协商一致,否则终结执行程序、另诉解决赔偿问题"的原则;完善了执行到期债权制度,强化了制度效果及相关权利人的保护;限制了参与分配制度对于企业法人的适用,优化了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

债权平等与查封的优先效力

查封优先效力指民事执行中多数金钱债权竞合时,先顺位查封优先于后顺位查封与普通债权优先受偿。查封优先效力以个别执行为基础,在执行与破产有效分工下,其不仅保障了执行效率,也与债权平等原则相兼容。执行法上的平等原则难以引入全部债权人参与分配、无法贯彻清算法理,也不能避免偏颇清偿,与债权平等的要求相差甚远。我国司法解释明确了查封的优先效力,仅在债务人“资不抵债”时根据债务人主体资格分别转入破产或参与分配程序。作为查封优先效力的例外,我国法上的参与分配是有限破产主义下破产法的“备位”,既异质于个别执行法理,也与平等主义立法中的参与分配有本质区别。然而实践中由于对原则例外关系的颠倒、对“资不抵债”要件的虚化以及不同层次分配关系的混淆,参与分配被严重泛化,不仅未能实现平等清偿,还导致了执行法体系的紊乱。对此,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拟将个人债务清理功能从执行法中剥离,形成以查封优先为基础的清偿与分配秩序。对于具备破产资格的企业法人,唯有破产程序才能全面落实债权平等的要求,查封优先效力是“执行转破产”的重要诱因,破产端的配合则仍有待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