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犯罪圈的立法逻辑与价值导向

在积极刑法观主导下,采取新增罪名和改变犯罪构成要素方式扩大犯罪圈,是近年刑法修改的主要态势。设置抽象危险犯、改结果犯为情节犯或具体危险犯,以及帮助行为正犯化,都因降低犯罪门槛而使得刑法触角深及传统行政领域。除将背信行为犯罪化外,刑法扩张目前尚未逾越公法制裁中的人身罚边界。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立法者在网络空间和新经济领域布设行为禁区,既有犯罪化性质又同时彰显刑法作为最后的保障法的作用。这符合法律稳定性和适应性的辩证统一规律,而且顺其修法,整合公法制裁和提升其司法化程度似成气候。但犯罪化毕竟不具有天生正当性,为确保刑法定位于“保护人民”,法益尤其是具体法益仍是划定犯罪圈的中轴,防止犯罪圈因为安全需求而无节制扩张,具体法益原则是确保犯罪圈扩大和人权刑法平衡的保险阀。

降低入罪门槛的当代价值探究——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修正为视角

降低入罪门槛与刑法谦抑原则并无矛盾。犯罪圈具有动态性,每个国家都应当依据刑事法制状况确定犯罪圈的扩大或缩小。我国目前的总体趋势应当是扩大犯罪圈,并使刑罚轻缓化。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罪(以下称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扩大犯罪圈,与刑法谦抑原则没有实质的矛盾。没有危险结果的制售假药行为同样具备入罪的标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凸显出多元当代价值,其核心价值是彰显刑法对民众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实现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的正面价值,必须妥善解决该罪修改后所引发的相关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刑法立法的反思与完善

从建国初期的政策刑法到现行的刑法规定,我国刑事立法在七十年间经历了单行刑法立法、多轨制立法与单一制立法形式的变化。随着犯罪形式多样化的改变,刑法修正案作为我国现行主要立法模式存有弊端,应从立法理念、立法体例以及立法内容上对刑法立法进行反思和完善。

轻罪治理的程序法困境及其解径

在积极刑法观主导下,当前我国刑法的犯罪圈扩大化趋势明显,犯罪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轻罪数量上升的同时严重暴力犯罪数量下降。在此背景下,轻罪治理在犯罪治理中的意义进一步凸显。当前轻罪治理面临诉前羁押率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难以发挥作用、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制度存在困难、刑罚附随后果严重等程序法困境。对此,建议在轻罪案件办案过理程中,通过严格控制羁押措施的适用并扩大适用非羁押措施、有针对性地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从宽结果的落实、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完善不起诉制度的结构并细化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要件,以及建立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等方法,破解上述困境。

刑法修正:维度、策略、评价与反思

近年来,刑法修正案运用多种修正策略,对刑法进行重大修正,展现出刑法干预早期化、能动化、犯罪圈不断扩大的立法趋向。这一趋向既不意味着法治国自由刑法的诉求已成过眼烟云,也不意味着积极的刑法立法观在我国就此确立。犯罪圈扩大的立法趋向在总体上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实践合理性,但刑法修正案的某些条款在合目的性、明确性与体系逻辑性方面存在瑕疵;1997年刑法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的结构转型尚未成功,碎片化的刑法修正案立法方式破坏了1997年刑法的外部面相和内部逻辑;1997年刑法已经进入其生命周期的后期,应适时启动对其的全面修订,并且超越刑法典单轨立法模式,构建刑法典与行政刑法的双轨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