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和扩散与回流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增长极理论构建了空间计量模型对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第一个五年的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效益和溢出作用进行比较研究。统计模型估计显示,固定资产的增长是非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西部资产边际产出只及东部的2/3;FDI的效益远高于国内资本,且西进的FDI比在东部有更高的边际效益;西部与东部最大的差别源于劳动力边际效益的巨大差距;西部和东部经济都有显著的集聚倾向。对增长外溢作用的检验表明西部中心城市对县级经济有回流作用,西部中心城市和县级经济都受到东部中心城市的扩散作用,而东部中心城市增长虽比西部快,但是增速却因西部中心城市的增长而相对减缓。本文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的若干政策意义。

扩散与回流:城市在中部崛起中的主导作用

本文根据增长极和非均衡增长理论构建了扩散与回流实证模型,使用空间计量经济联立方程对中部地区6省579个市县在2000～2005年期间的非农业经济增长和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中部地区城市增长极的扩散与回流效应主要存在于50～100公里范围内。在此范围内,首先,地级及以上城市间GDP增长有互相促进作用,但是在就业增长上相互抑制。其次,地级市在GDP和就业增长上分别对县级市和未设市的县镇有显著的扩散作用。其三,县级市增长对邻区县级市的GDP和就业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但是对邻区未设市县镇的GDP和就业增长都有显著的回流效应。本文最后讨论了实证结果在制定中国中部增长极和城市圈发展战略中的参考作用。

软战争、社会秩序与个人管理

软战争是以隐性暴力主要手段的社会冲突方式。软战争的管理过程也遵循一般的管理规律,重视管理的系统性原则与信息第一性原则。当前我国大陆处于社会转型期,其政治权力配置方式为垄断的权力市场,但它又压抑显性暴力,隐性暴力和软战争在我国大陆因此有了制度基础。权力利益集团大量应用软战争和隐性暴力进行政治利益的无序竞争,维护威权压迫,保护既得政治利益。权力利益集团及当权者败德是社会隐性暴力的最大来源,它形成了社会系统的核腐败扩散、回流及二者相互强化的消极循环。大量的社会软战争和隐性暴力紊乱了社会价值观念,扭曲了社会公平正,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社会成员为了生存和发展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其个人管理费用上升。社会为获得更低的公平定价或降低交易成本,进行制度变迁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