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职领导非正当性扩权的行为特征、典型危害与防治策略

副职领导可以通过私人关系运作、项目任务吸纳和扮演层级中介等途径实现非正当性扩权。副职领导非正当性扩权会导致领导权威架空、集体腐败避责和人治替代法治等组织性危害。为此,组织应该从源头规范、过程规范和制度规范等方面予以防治。

榆中县强县扩权改革思考

为积极融入“强省会”时代,榆中县深入实施强县域行动,积极探索“小县大城”发展模式。本文对“深化扩权强县、强县扩权改革”进行研究思考,从五个方面对榆中县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为更好地提升榆中县对资源要素的整合与利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金平县:党建引领推动乡镇扩权赋能

金平县着眼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与综合治理效能,通过党建引领,党务+政务+服务“三务合一”,统筹推进党建与乡镇扩权赋能改革互融互促。聚焦“放得下”,赋权提能。明确乡镇15项权责清单与86项直接面向群众、由乡村统一管理的服务群众、综合管理、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服务事项下沉乡镇、村(社区)。所有涉及群众办事的窗口和人员进驻全县115个便民服务中心,推动公共服务与综合治理由“多头分散”向“集中统一”转变。

“能动性调适”:乡镇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的实践逻辑——基于广东省强镇扩权改革的分析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作为行政层级末梢的乡镇政府,其职责动态配置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常态,但其中的具体实践逻辑与机制并未得到重点关注。基于制度—行动者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强镇扩权改革历程为考察对象,提出乡镇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的“能动性调适”逻辑。研究发现,持续的强镇扩权改革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提供了改革与发展的制度空间,但该过程以自上而下运动式放权、非制度化府际分权、非对称性权责转移、非均衡性主体参与等机制为基础,这些机制的限度易引发职责体系刚化、职责承诺失信、职责执行失效、职责结构失配等一系列的行为偏差。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原则,构建由政府职责触发、识别、匹配、评估、监督五个环节耦合而成的动态配置机制,保障乡镇核心行动者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配的政府职责体系,有助于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省以下多样化放权改革、税收竞争与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以湖南“省直管县”和“强县扩权”改革为例

提升县域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保障。文章以湖南省县级为考察对象,将省以下多样化放权改革、税收竞争和民生性公共服务纳入一个框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具有负向影响,税收竞争越激烈,教育供给和医疗供给越匮乏;实行省以下扩权改革后,税收竞争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依然为负,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竞争对教育供给的负向影响增强,对医疗供给的负向影响减弱;相比“强县扩权”改革,这一效应在“省直管县”改革中更为显著。文章基于税收竞争,讨论了放权改革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为理顺省以下放权改革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扩权”与“限权”: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配置之不同方案

国民政府设立监察院,实现了从议会监督制向监察监督制的转变。在监察权配置上,国民政府时期人们提出了“扩权”与“限权”的不同方案。前者主张依据权威性原理以扩充监察权限来提升监察效能,后者主张根据制约性原理限定监察权限防止其权力滥用。双方各执一词,如何处理监察权的效能性与制约性问题成为一个时代的两难问题。

赋能县域:权限还要怎么扩?

问题倒逼是改革的出发点,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是改革的着眼点,高质量发展的绩效显现是改革的落脚点。四川经济和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对比,关键的差距在于县域经济,最大的增长潜力在县域经济,突出的发展特色也在县域经济。从国内发展经验看,实施扩权强县.

从“简政放权”到“强镇扩权”——对改革开放后两次乡镇改革的比较分析

乡镇作为我国的基层政权组织,担负着推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过多次乡镇体制改革,其中上世纪80年代的"简政放权"与近年的"强镇扩权"都是涉及县乡关系调整的重大改革。两次改革有同有异,相同点在于都是通过县权下放来对县乡关系进行重构;差异性则表现在放权背景、方式及归宿等诸多方面。通过对两次改革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是乡镇体制改革的原动力,乡镇体制必须与其相适应;重构县乡关系,推进纵向结构扁平化是未来乡镇改革的出路;要想减少放权改革的"钟摆效应",必须不断提高放权的制度化水平。

强镇扩权下的小城镇发展研究——以浙江省绍兴县为例

强镇扩权的兴起是分权制度变迁和现实发展诉求两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权体系下小城镇的不利地位和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互为矛盾存在,表现为扩权的必要性;地方政府间权力的逐级下放和经济强镇的出现则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表现为扩权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强镇扩权将成为中国地方治理体系变革的一种趋势。文章通过对浙江省绍兴县强镇扩权实践的研究,认为强镇扩权对小城镇发展环境有积极影响:可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促进服务型政府转变;可以提高政府独立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增强城镇发展的自主性和活力;可以增加城镇发展建设资金,促进城镇硬件环境建设。但是,强镇扩权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县域一体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土地财政,抬高城镇地价;发展空间的制约会影响主动性扩权的实施效果;县级政府利益缺失会成为实际操作中的障碍。

强镇扩权:浙江省近年来小城镇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

发展小城镇是实现我国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现行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成为制约小城镇发展的制度瓶颈。改革乡镇政府体制,加快小城镇发展,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的共识。在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市场化改革"先行一步"的浙江省,近年来因地制宜地实施了以增强重点镇(中心镇)权能为中心的小城镇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并在试点的基础上,于近期全面推开了以"强镇扩权(中心镇培育工程)"为内容的小城镇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给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必将推动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对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及其代价——透视浙江县政扩权的新视角

过去三十年里,浙江通过县政扩权改革发展出了一套有效的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主要内容包括:利用省管县财政体制扩大次省级政府的范围;实施一系列以GDP增长为导向的财政政策;推行以扩大强县经济管理权限为主要内容的强县扩权以及相应的人事制度改革。正是这套激励结构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形成的互利耦合关系培育出了浙江发达的块状经济。但是,随着市场供求关系从供给短缺转变为产能过剩,要素禀赋结构从资本稀缺转变为资本溢出,由县政扩权带来的区域分割和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不强等问题使浙江经济难以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因此,适时地发展出新的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来推动次省级政府的行为转型,对于浙江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扩权强镇”改革的法学分析

我国"扩权强镇"改革以划分县、乡镇行政执法权为重点,赋予乡镇政府适当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此项改革是政策推动型改革,改革决策主体缺乏调整县与乡镇政府行政权的权力,主要权力下放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进一步推行"扩权强镇"改革,需要推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合理界定政府、社会、市场三者行为边界,实现省直管县和县管市体制,推进乡镇自治。

健康城镇化语境中的小城镇社会管理创新——扩权强镇的意义与实践

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作为健康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小城镇的社会价值日益凸显。社会管理创新是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实现健康城镇化推进的重要途径。扩权强镇作为小城镇层面最为重要的社会管理创新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当前扩权强镇的实践主要为强镇扩权,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依然是经济目标导向的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延续。过于关注经济强镇,而忽视广大小城镇普遍的社会职能和价值,不利于健康城镇化的推进。作为中国完整的城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城镇普遍具有进一步提升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诉求和权力,因此应当更加注重提高小城镇的社会管理能力,引导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培育自主治理能力。

政府间纵向分权的契约性质——以浙江强县扩权、强镇扩权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省以下政府间纵向分权的案例为背景,利用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揭示了政府间纵向分权的契约性质。知识在政府间的分布、政策领域的复杂性、政府之间的依赖性和契约的实施机制是影响政府间契约类型选择的关键因素。浙江经济本身的特点——块状经济和民营化,促进了分权化契约的达成和扩散,提高了政府间的分工效率。

我国部分省份推行“强镇扩权”改革研究概述

近年来,有关"强镇扩权"改革研究的文献相继出现,使我们对"强镇扩权"改革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然而,"强镇扩权"作为一种较新的行政体制改革方式,其运行时间较短。现有研究多为一种描述性分析,缺乏对扩权改革较为系统的深层理论分析与持续动态把握,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在对"强镇扩权"改革动因、具体做法、改革效果及存在问题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强镇扩权"改革的几点启示。

强镇扩权与政府治理创新:动力、限度与路径——基于浙江的分析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直接决定了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浙江省强镇扩权改革是现代小城市的崛起与传统乡镇治理的张力的结果,其实质是一种倒逼性的治理创新。这一治理创新具有明显的过渡性,面临着法律、制度、利益和观念等多种制约。因此,优化县乡政府治理结构必须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区划调整相结合,引入现代化城镇管理模式,创新权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机制,逐步实现由乡村管理向城镇治理转变,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升级。

“强县扩权”、财政“省直管县”之下的自治州地位问题研究

在市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小,财政分配主要倾斜于市,县级财力弱,但事权(责任)却很大。为了克服这些弊端,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改善、扩大基层公共服务,发挥县市发展潜力,调动县市积极性,促进县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推行了"强县扩权"、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但这项改革在少数民族地区,却遭遇了与民族区域自治体制(主要是自治州)的冲突,有削弱自治州自治权之嫌;从"市管县"与"省管县"两种体制的优劣比较来说,二者也是各有利弊,后者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怎样避免"强县扩权"、"省直管县"改革与现行民族区域自治体制"撞车",使二者"兼容"?如何在"两难困境"中作出正确抉择?我们认为,应尽快修改、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创新自治地方形式;细化自治地方自治权,增强可操作性;重新调整、划分省、州、县三级权力,逐级放权。

关于扩权强县(市)改革的体制性思考--以河北省为例

中国拥有世界上层级最多的地方政府体系。近年来,地方政府的区划和层级问题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普遍关注。继浙江等地率先开始强县扩权体制改革之后,河北省也适时进行了扩权强县(市)体制改革,其模式是积极推进制度创新的有益探索。

湖北省强县扩权效果分析

为了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发达省区的经济差距,湖北省借鉴浙江“强县扩权”经验,将大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力直接下放给县,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文章用定量的方法测度并比较“扩权”前后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分析“扩权”的效果。

“强镇扩权”改革研究述评

自粤浙试行"强镇扩权"以来,"扩权"逐渐成为乡镇改革的重要方向,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强镇扩权"是经济与人口强镇快速城镇化的产物,需要通过县权下放来提高乡镇的执法水平以满足城镇化的需要;"强镇扩权"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广泛存在授权方式随意、权力监督不力和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建议通过授权法治化、权力行使规范化和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来解决相关问题。当前"强镇扩权"研究存在"三多三少"的特点,需要强化相关研究,以满足"强镇扩权"改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