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识与美术革新——桂林版《扫荡报》的美术传播

桂林版《扫荡报》的美术传播一定程度上受中国共产党的间接领导与影响,表现出进步爱国的倾向。通过传播目标与规模、作者与受众、主要内容三大层面的考察可以发现,抗战救亡主题与现实主义艺术取向构成桂林版《扫荡报》美术传播的"主旋律",尽管存在认知局限与视野狭窄的不足,但它仍是民族共识的结晶和美术革新的果实。

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版本研究

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社等三位记者就国际形势和抗战问题进行了谈话,后被整理成《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尊棋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先生、〈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先生的谈话》在1939年10月6日《新中华报》发表。其后,《新华日报》《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等相继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修改了此文,改题为《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毛泽东与三记者谈话的背景及过程,对版本的校勘、研究相对缺乏。本文试对《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进行版本校勘、研究,通过校勘考异,分析修改原因。

桂林版《扫荡报》与抗战音乐文化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运动(包括音乐文化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被誉为“文化”城。这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抗战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此期间,国民党办的桂林版《扫荡报》追随进步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抗战歌曲以及宣传抗战的音乐文论,对国统区抗战音乐文化运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

《扫荡报》沿革与发展相关史料

《扫荡报》系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创办并主管。1931年3月贺衷寒在南昌创办《扫荡三日刊》,次年6月23日扩版改名为《扫荡报》。该报最初使命是"扫荡国民革命途程中的障碍,辅助军事上的安内攘外工作",七七事变后立场有所转变,将矛头指向日本。1945年11月,各地《扫荡报》统一改名为《和平日报》。本组史料不仅有《扫荡报》社长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呈交的报社沿革概述,还有关于该报人员加强宣传工作、在香港办报的建议以及政治部第三厅对此所作签呈等。

我任《扫荡报》总编辑的始末

芦沟桥“七七”事变,揭开了日寇侵略我国的序幕。到“八·一三”,他们的魔爪又伸到了上海。在上海,我国军民奋起抗击,不惜牺牲,与虎狼般的兽军作了三个月猛烈战斗之后,不得已撤退了,上海成了“孤岛”。有一天,我在徐家汇附近,看见日本鬼子虐待我们中国老百姓,要我们同胞经过他们岗位时,行礼致敬,一不服从,就拳打脚踢,使我非常愤恨。回到寓所,就同住在楼下的著名生物学家朱冼讲:我决定进内地去打日本鬼子。我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死了比活着还痛快些！”

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文发表始末

1939年,历史恢宏而凝重。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入中国大陆腹地,而国民党顽固派正在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事件。 9月16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接受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的联合采访,第一次公开提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政治原则。这次重要的谈话,后经整理收入《毛泽东选集》。

关于《扫荡报》(桂林版)对昆仑关战役报道的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广西曾动员了40余万战士,奔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敌人拼命,取得了一系列战绩,而当时抗战大后方的桂林报界,亦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扫荡报》在当时的中国报界,是有相当成绩的报纸之一。本文根据1939年到1940年之间《扫荡报》(桂林版)对昆仑关战役的报道和评论进行研究,以此分析及阐述该报抗战时期在桂林这座文化城中所做的重要贡献。

《新华日报》与丁家坪纸厂

抗战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新华日报》,以争取“和平、民主、自由”为宗旨,以推翻封建社会、解放劳苦大众为目的,积极宣传民族解放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是共产党在大后方的重要“喉舌”,影响巨大。据说当时蒋介石每天在办公室读的第一份报纸,不是《中央日报》,而是《新华日报》。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是想从报上找岔子。

国统区三名记者采访毛泽东记事

1939年，历史恢宏而凝重，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入中国大陆腹地，而国民党顽固派正在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在这一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于9月16日，在延安接受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的联合采访，第一次公开提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政治原则。这次重要的谈话，后经整理收入《毛泽东选集》。那么，这3位记者是怎样进入延安，提请这位巨人在历史转变的紧要关头，发出这震撼历史的声音呢？

再说老舍重要佚文《〈四世同堂〉预告》及《四世同堂》第一部的初载

本文再次论述了《四世同堂》的《预告》应是老舍重要佚文,并论述了《四世同堂》最早系由陆晶清邀约发表于她主编的《扫荡副刊》,否认了刘以鬯所说的是在他主编《扫荡副刊》时建议《扫荡报》社长黄少谷向老舍约稿后由他发表的说法。

略论老舍的文学语言

一般研究作家的语言,大多从下述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语言学、修辞学角度,也就是从分析词性、词类、语法、句法、句式、声韵及方言上语运用等的使用,看他如何状物、写人、描述事件;二是着重于分析其语言的文学性描写和表现特点,如朴素、简洁、形象、幽默、性格化、口语化、生动和表现力强弱、口劲与笔劲融合等等。

国共两党政治传播的亲历者谢爽秋

谢爽秋,1939年被中国共产党秘密派至《扫荡报》,在《扫荡报》工作期间曾两次采访过毛泽东。谢爽秋在国民党军方报《扫荡报》的工作经历,是战争年代共产党人深入国民党内部的成功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爽秋进入外交部从事外交工作。谢爽秋既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深入国民党重要报纸先后担任采访和领导工作,见证了特殊年代的政治传播。

悲壮:3000川军将士殉国死守滕县

鲁南大地的津浦铁路线上，坐落着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滕县（今山东省滕州市），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曾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川军将领王铭章率领麾下健儿以血肉之躯抗击了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台儿庄大捷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年，《扫荡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滕县血战的印象》的文章，

抗战时期陈嘉庚第二次桂林之行与他反陈仪祸闽斗争的关系探微

1940年11月23日,代表南洋800万华侨回国慰劳抗战的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第二次途经桂林,与第一次桂林之行(该年8月)停留了8天相比,陈氏此次在桂林逗留时间十分短暂,前后不足两天。然而。

刘以鬯和他的“集邮”小说

刘以鬯（＂鬯＂音同＂昌＂）,原名刘同绎,字昌年,祖籍浙江镇海,1918年12月7日在上海出生。1941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图1）后,出任重庆《国民公报》和《扫荡报》副刊的主笔兼编辑,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先后创办《和平日报》副刊,以及成立怀正文化社。1948年赴香港,曾先后担任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多份报纸、杂志编辑、主编。

奉命撤退

电灯失明,多年少见之手灯、马灯又出现于武昌市面.市面冷静,车辆绝迹,除维持武汉交通之小型火轮间有几声汽笛外,并无其他音响.大店之门封闭,营业停业;小巷之家冷落,绝少人迹.而“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月×日封”之布条、纸条,“别了武昌”、“别矣吾家”之粉墨字迹,更随地多有,触目心伤.“

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采访——评述1939年三记者访问毛主席

1939年9月,从重庆出发的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前线抗敌将士慰劳团到达延安,随该团的三位记者16日访问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发表了谈话。这次谈话表明了中共中央对当时的时局的重要看法,其影响是巨大的。因此,解放前后编印的《毛泽东选集》都收进了这次谈话的记录 。题目是《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战时武汉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节录)

一九三八年的春夏之交,徐州会战刚刚结束,我应范长江之邀,从长沙来到了武汉.那时,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刚刚成立。

抗战时期进步繁荣的云南报业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云南的新闻事业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原来的几家民办和商办报纸,都因经营拮据而相继停刊。当时云南只剩下国民党省党部主办的云南《民国日报》和云南省政府主办的《云南日报》。这两张报纸因有强硬的靠山才得以维持下来。 抗日战争促进了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也促进了云南新闻事业的繁荣。抗日战争中,云南成了大后方。国内一些著名大学,如北大、清华、南开、同济等都迁来昆明。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生活回忆录

第四节 狱中沉思: 我与胡风(下) 1938年我随留日学生训练班到了汉口,胡风也在那儿办《七月》杂志,但我一向不喜欢与名人来往,所以只跟他通信,却一直没有去看他。当时我在私人生活上遇到一件事:我第一个妻子因肺病去世了。我家乡在山区,封建观念很重,一般男人二十岁还不娶媳妇,就要被人瞧不起,因为穷人娶不起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