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二重性”的丰富性与倾向性——围绕反腐、扫黑题材剧的人物塑造展开

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人物二重性”理论为基础,探讨反腐、扫黑题材剧中的反派人物塑造,首先积极肯定了创作中对人物塑造的丰富性追求与艺术成绩;其次,在辨析反派人物的悲剧性与复杂性的基础上,指出把握此类人物的倾向性与整体性(即主导性格)的重要意义;最后,进一步指出该类题材剧中的正面人物塑造亟需拓展表现空间,通过深入开掘生活、借助适当的创作手法弥补人物单薄的不足,追求丰富立体的人物塑造,以更好地传播反腐、扫黑题材剧的正向价值。

公安机关应对扫黑除恶负面网络舆论策略研究--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例

随着“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的兴起,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便捷与多样,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传递信息、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其中扫黑除恶案件具有高度特殊性,极易在网络平台快速传播形成舆论场,引起网络舆情危机,目前国内关于涉警舆情方面的研究涉及扫黑除恶领域较少。文章通过分析“唐山烧烤店打人案”案件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提出应加强追逃工作力度与特殊人员管理,提高依法治网公众参与度,增强公安机关网络话语权,提升公安机关公信力等应对网络负面舆论的策略。

扫黑题材电视剧的人物塑造与文化内涵探析——以《扫黑风暴》和《狂飙》为例

扫黑题材电视剧是悬疑涉案类型剧的分支之一,由于其题材内容的特殊性和故事情节的悬疑张力,因此对观众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国产扫黑剧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少思想与艺术俱佳的优秀作品,如今年播出的《狂飙》凭借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等多方面的特色引发了现象级的观剧效应,成为继2021年《扫黑风暴》后国产扫黑剧的又一个高潮。本文正是从此现象出发,详细梳理了国产扫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流变,并对扫黑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文化内涵进行具体地探析。

扫黑除恶的福利效应——基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从居民生活满意度视角检验了黑恶势力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黑恶势力犯罪会显著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机制检验发现,黑恶势力能够通过阻碍居民经济价值实现、降低居民自身发展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恶化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的渠道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异质性检验发现,黑恶势力在经济欠发达、人力资本较低、法治基础薄弱和公共安全投入较低地区的负效应更大,对农村、低收入和低学历居民造成更严重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从居民福利角度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建立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提供了指导,对进一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各地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铲除了一大批横行乡里的黑恶势力,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破获了一大批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形成了强大的社会震;查处了一大批黑恶势力“保护伞”,有力促进了反腐败斗争;打掉了一大批“市霸”“行霸”,优化了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有效化解了一大批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社会环境有效净化。

扫黑除恶常态化下涉黑涉恶案件的侦办对策

黑恶势力一直以来都是危害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也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疾。为了铲除黑恶势力的立命之本,公安机关数年如一日坚守在扫黑除恶工作的第一线,追溯恶源、打伞破网,创下累累战绩。然而,黑恶势力根基深厚,并懂得顺应社会发展和治安状况调整作案方式,导致涉黑涉恶案件侦办工作中出现了涉案资产界定和追查难、证人配合程度不高、线索查办难等诸多问题。在扫黑除恶常态化的背景之下,基于对35起涉黑涉恶典型案件的实证分析,本文提出建立反洗钱资金协查合作机制、完善证人保护机制、加强刑侦基础工作等对策措施,以促进黑恶势力打击整治的长效化法治化。

论“扫黑除恶”中的没收犯罪工具

犯罪工具的认定标准宜采直接专门说,'扫黑除恶'在贯彻该标准时应注意区分'黑'与'恶'不同的组织程度.非直接用于具体犯罪的财物,有证据证明用于'维系犯罪组织生存、发展'方能认定为犯罪工具.没收犯罪工具应当树立刑事没收不得侵犯善意第三人合法财产权的原则,'扫黑除恶'没收犯罪工具应注意保护黑恶势力所开办企业的纯商业合作方的合法权益,并对善意第三人的认定采推定规则.'扫黑除恶'在没收大宗财物时基于'严打'刑事政策和特殊预防目的,没收犯罪虽受比例原则的限制,但在比例原则的弹性幅度内明显重于普通刑事犯罪.

中国足坛扫黑打假风暴背后的法律思考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调查访问、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足球界的"假、赌、黑"等现状进行分析,指出了足坛的"人治"、"运动式执法"等不良现象,进而探讨中国足球的发展靠的是法治而不是自治,运动式执法治标不治本,足球的发展必须回到依法治球的长效法治途径上来。

“专项治黑”的行动逻辑与渐进调适——基于T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证考察

"专项治黑"具有权威性、阶段性、社会动员性的特点。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专项治黑"可以增强政治合法性、契合行政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弥补常规治理失灵,三者构成"专项治黑"的行动逻辑。囿于治理资源不充足、治理工具单一等特征,"专项治黑"成为现阶段的理性与必然选择。"专项治黑"具有行政成本高昂、治理内卷化、不利于常态机制形成、实施过程不够规范等弊端,这与实现常态治理的治理现代化目标存在抵牾。"专项治黑"的行动模式短期内不会消失,但应朝着常态治理的方向进行转变。其现代化转型应以强化法理型政治权威为核心,增强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能力为基础,建立"一主多元"的协作共治机制作保障。

网络空间智慧“扫黑除恶”机制的理论探索

网络空间的黑恶势力犯罪在组织、行为和人员方面都具有特殊之处,亟须通过智慧化的方式进行有效治理。目前的智慧“扫黑除恶”缺少对于网络空间的特殊考量,而且在智慧技术的应用程度和参与领域上均存在不足。网络空间智慧“扫黑除恶”机制应具有二重维度,即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技术协作维度,以及包括规范协同、指标协同在内的技术与法律协作维度。实践这一机制应当基于组织、行为、人员的客体维度,以及跨部门协作、公私协作的主体维度采取有效的举措。

论扫黑除恶的法治保障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自2018年开展以来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但需保持理性排除在'专项斗争'的背景之下存在着违反法治原则、疏于人权保障等问题的隐忧,强化扫黑除恶法治保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扫黑除恶必须坚持法治理念,包括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构筑扫黑除恶长效机制。具体体现为:程序上的法治保障方面,要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慎重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上的言词证据与传来证据,注重保障'恶势力'认定程序中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逐步规范黑恶势力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实体上的法治保障方面,要避免降低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保护伞''寻衅滋事罪'的认定标准,准确认定涉案财物。

扫黑除恶常态化研究——以《反有组织犯罪法》实施为重点

坚持党的全面、绝对领导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根本政治保障,专门立法能够为规范、统一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提供制度化轨道。不论是目标状态,还是过程实现手段,扫黑除恶的常态化制度体系都需要嵌入性理论作为重要支撑,是一个从非常规状态走向常规状态的制度化过程和结果性状态。尤其从过程来看,扫黑除恶的常态化是具有完整性、多样性、结合性的嵌入式框架,包括一体化推进的治理格局、两大治理结合的具体路径、共同提升的双层治理效果。《反有组织犯罪法》则在源头治理和惩防并重的治理思路下,使前述嵌入性逻辑架构的常态化制度体系得到立法确认及完善,以不断推动实现有组织犯罪预防和治理的制度化、高质效,维护基层政权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扫黑除恶多方协作机制研究

建构扫黑除恶多方协作机制应当坚持一体化协作理念。其多方协作机制的模式选择,在全国层面,应当采取由中央政法委统一协调的模式;在地方层面,宜采取地方政法委为主导的多方协作模式和地方多部门横向联席会议为主体的协作模式。应当从实体运作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两方面设计扫黑除恶多方协作机制。实体运作机制包括预防机制和惩处机制,前者包含明确预防责任、研讨预防对策、开展预防宣传与监管等内容;后者包含涉黑涉恶案件线索排查机制、涉黑涉恶案件线索快速移送、反馈机制、"异地用警、异地办案"机制。可以从督促、问责、激励等方面构建外部保障机制。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治安价值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治安价值对于深化治安治理规律性认识,提高治安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它包含四个价值维度,分别为治理属性上的"传承之维",功能发挥上的"协同之维",秩序建构上的"法治之维"以及信息共享下的"传播之维"。四个价值维度在社会治安秩序形成中发挥各自作用并存在内在逻辑联系。

新时代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效路径

扫黑除恶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政治性决策,必须予以全面贯彻落实。当前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和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然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仍然形势复杂,全面取得压倒性胜利依然需要努力,在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过程中必须在全国上下形成一盘棋,坚持"四个始终",即始终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政治保证、始终贯彻法律实施为法治保障、始终弘扬和谐文化为依归的有效路径,以不懈努力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引向深入。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程序问题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专项执法具有程序法治凸显不足、效率高等特点。既然“两高”“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要求“强化程序意识”,那么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就要培育和践行程序法治理念。特别要关注律师辩护权的尊重和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公检法办案模式的适应、禁止重复追诉原则的落实、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行等问题。这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少留“后遗症”且行稳致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重要保障。

当前“扫黑除恶”斗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以徐某某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为例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打掉了一批黑社会性质组织,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须引起高度重视。徐某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是涉黑大案,该案办理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很有代表性,值得反思。

依法开展大数据“扫黑除恶”的若干关键问题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为“扫黑除恶”提出更高要求,亟需充分运用大数据,并纳入法治轨道。应建立法治化的大数据“扫黑除恶”管理机制,依法确定大数据“扫黑除恶”的数据标准,依法建设大数据“扫黑除恶”数据协同机制。基此防止“打黑”变“黑打”的现象在大数据“扫黑除恶”工作中重演,使大数据成为“扫黑除恶”的关键推动力量。

浅谈扫黑除恶背景下的基层治理创新——以三都澳海域综合治理为样本

扫黑除恶工作关系到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提高,是当前基层治理的重要方面。在当前扫黑除恶与基层治理中存在专业力量不足、普通群众失语等现象。二十多年前宁德三都澳海域综合治理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经过多年的探索,三都澳海域实现了有效综合治理。在当前扫黑除恶与基层治理中,可以借鉴三都澳海域综合治理的经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动群众,深挖线索,提高治理能力,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扫黑除恶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研究

伴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朝着更科学的方向发展。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机制是司法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在2018年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各自的工作内容与实践需要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程序提供了契机。扫黑除恶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应构建一套科学完整的机制,具体包括提前介入的启动机制、工作机制、运行机制、责任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这对于切实完成扫黑除恶工作,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都是极为有利与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