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扭送权的紧急权体系定位与限度展开

扭送权的性质与体系定位有长久争议,《刑事诉讼法》关于扭送权行使条件、行使限度的规定也不甚明晰。基于《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正当化事由不应当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因此扭送权可以作为超法规正当化事由而存在。在紧急权体系中,扭送权隶属于转嫁型紧急权,其正当性根据在于维护国家刑事追诉利益。以社会团结原则为根基,公民被公力机关赋予扭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也承担了一定的风险。扭送权的行使条件应符合转嫁型紧急权“不得已”的特征,此时公力机关缺位,公民在内心对扭送对象具有犯罪嫌疑形成了“高度可能性”的确信;扭送权行使限度应符合比例原则的制约,以能够限制被扭送人人身自由为限度。但当被扭送人实施了严重危及扭送人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时,扭送权转化为正当防卫权,其限度与《刑法》规定的特殊防卫权之限度相当。

扭送立法新论

扭送是指公民将具有法定情形的人强行送交公、检、法机关处理的行为,它是法律赋予公民同犯罪做斗争的一种权利,是见义勇为的一种类型。但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对扭送制度的规定太过原则和抽象,没有明确扭送主体的法律地位,有关扭送主体及对象的权利保障机制也不够完善。在社会实践中,扭送也存在被滥用或运用不够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扭送制度进行专门立法,制定统一的全国性的规范扭送制度的《扭送条例》,使扭送有法可依,充分保障扭送主体及扭送对象的合法权益,实现控制、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伸张正义,压制邪念。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公民扭送权之完善

公民扭送权是指法律赋予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实施临时扭送行为的权利。在国外,公民扭送权称为公民拘捕权,为各国法律广泛承认,但在权利的行使条件、行使程序方面有一些差异。我国公民扭送权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对平衡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作用不强。可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规定,适当扩大我国公民扭送权的行使范围,明确公民扭送权的证明标准、时间性要求以及告知义务。

扭送新探及立法完善的思考

扭送既关系到社会文明又牵涉到公民的人权保障。发挥扭送调整社会的功能,需要对扭送进行深入的研究。扭送的功能具有双重性,探讨扭送的内涵及基本价值,找出我国立法关于扭送规定的缺陷,提出关于扭送立法完善的建议,是该文的主旨所在。

我国刑事诉讼扭送制度之检讨——兼评新修《刑事诉讼法》第82条

扭送是我国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传统制度,乃国家追诉犯罪之有益补充,其作用在于发动群众同犯罪作斗争。自1954年法律确立扭送制度以来,原则化的条文表达沿用至今,2012年新修《刑事诉讼法》第82条亦是如此。在西方国家,民众执行的无证逮捕与我国扭送相类似,但却有着更为完备的法律规制。通过中西比照,从扭送之法律性质、主体、对象、执行过程及法律风险等方面进行检讨,可以考量扭送立法与操作方面的缺失。只有逐渐弥补这些缺失,方能同当今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之目的契合起来。

扭送立法新论

扭送是指公民将具有法定情形的人强行送交公、检、法机关处理的行为,它是法律赋予公民同犯罪做斗争的一种权利,是见义勇为的一种类型。但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对扭送制度的规定太过原则和抽象,没有明确扭送主体的法律地位,有关扭送主体及对象的权利保障机制也不够完善。在社会实践中,扭送也存在被滥用或运用不够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扭送制度进行专门立法,制定统一的全国性的规范扭送制度的《扭送条例》,使扭送有法可依,充分保障扭送主体及扭送对象的合法权益,实现控制、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伸张正义,压制邪念。

对扭送制度的若干思考

扭送即指公民将具有法定情形的人立即送交公、检、法机关处理的行为。严格来说,扭送制度虽然被置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刑事强制措施部分,但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刑事强制措施,而是我国法律赋予公民充分利用群众路线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手段。然而在我国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扭送”一词在实践中也存在被滥用的情况。我国扭送制度立法层面的缺陷以及实践中导致的问题应在立法中完善。

依法适用正当防卫与扭送

作为法律赋予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两项重要权利,正当防卫和扭送的共性体现在,都是行为人在紧迫状态下所采取的正当合法的暴力行为,均不应超过必要限度,且所面对的情形都必须清楚无误。但二者的目的、对象以及可造成的损害结果均有重大差别。在实践中,二者有时可以互相转化。

公民扭送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推进

公民扭送的性质存在强制措施说、非强制措施说和强制措施的辅助措施说三种观点。目前,检视理论界关于其性质研究内容的着力点,呈现局限于"强制与否"的规范层面的"务虚"居多,在司法实务中的操作层面之"务实"较少。由此,从助法行为出发,将其理解为公民等社会主体实施的于刑事法规范有益的行为较为妥当。制度层面之价值彰显,主要体现在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平稳有序和弘扬社会公平正义。建构其路径可从刑事政策、刑事法规范和社会机制出发,合建公民扭送之实践大厦。在此,公民扭送的边界问题不容忽视,比例原则的出场有助于化解边界厘定的难题,为扭送时间之把握、扭送强度之选择、扭送利益之衡量和免责条款之适用提供尺度性标准。

我国扭送措施的反思与完善

扭送作为人民群众同犯罪作斗争的有力措施,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得过于原则粗疏,致使扭送措施在实践中存在性质不明、主体范围过小、对象权责不明、处理机关范围狭窄、扭送时间难以确定等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功能价值的发挥。在对这些问题反思后,扭送措施应当得以完善,真正贯彻落实专群结合的路线,增强人民群众打击犯罪的积极性。

论扭送制度的完善

扭送是指公民将具有法定情形的人强行送交公、检、法机关处理的行为。它是法律赋予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权利，它对扼制犯罪、伸张社会正义、提高司法效率是大有裨益的。但扭送的立法过于笼统，学理上的研究也过于薄弱，在实际实施问题也层出不穷，因此对扭送制度的探讨具有重大意义。研究扭送制度的内涵及基本价值，找出我国立法关于扭送规定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扭送制度的建议，是本文的主旨之所在。

对刑事诉讼中扭送的思考

本文认为扭送既不是一种诉讼行为,更不是刑事强制措施,不应当规定在“刑事强制措施”一章之中。为完善此规定,应将扭送置于“立案”一章中,并加以明确规范。同时建议为保护广大公民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在刑法和民法中应增设相应的豁免性条款。

浅谈扭送的几个问题

浅谈扭送的几个问题一、关于扭送的对象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现行犯和在逃犯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而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只把现行犯一种，或者现行犯和被视为现行犯（准现行犯）的两种人规定在可扭送之列。其立法意图很明显，...

扭送问题新探

由于我国对扭送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今后应该在立法层面上细化有关扭送制度的具体规定。让扭送制度既能打击犯罪又能保障人权,同时也能够充分调动群众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

温州女子非法吸储5800多万 想跑路被众人扭送警方

想跑路的温州女人徐培红被一群债主从茶馆里揪出来。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扭送制度不合理性及其完善

人民扭送制度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是对公安司法机关职能的有效补充。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现行《刑诉法》对这一制度的设置仍存诸多不完善之处，详细规制的缺失导致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容易导致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现象。进一步完善人民扭送制度不仅是司法实践的需要，也是人权保障的需要。

扭送行为出罪的司法裁量

【裁判要旨】扭送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但由于在理论上扭送并非法定的出罪事由,实务中扭送容易被错当犯罪行为予以入刑。扭送行为在符合适度性、比例性和节制性的前提下,由于被害人抗拒而导致扭送强度升级,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由被扭送人自己承担。扭送行为系违法阻却事由,应结合案件起因、行为方式、行为限度、主观方面等予以综合考量,将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但不具有实质违法性的扭送行为予以出罪。

公民扭送权:本质探寻与规范续造

我国法学界关于扭送权的现有研究成果,不论就其数量还是质量来说均严重落后于司法实践的需要。为扭送权增添不成文的限度要件,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扭送权是从国家刑事追诉权中派生出来的一项辅助性权利;以紧急权体系为分析框架,它本质上应当属于以社会团结原则为正当化根基的转嫁型紧急权,其行使限度需要严格接受狭义比例原则的制约。扭送行为所欲实现的保障刑事诉讼安定性的利益,须大体高于它所损害的犯罪嫌疑人的利益。首先,即使符合适当性和必要性的要求,也不允许扭送者采取足以导致犯罪嫌疑人重伤死亡的重度暴力手段。其次,当轻度扭送行为引起了重伤死亡结果时,该结果无法得到正当化,扭送人是否成立犯罪,就取决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归责判断。

扭送刍议

作为普通逮捕之有益补充,扭送或公民逮捕在许多国家及地区为鼓励平民对违反公共利益等之人实施之强制性措施。有别于普通逮捕,扭送以其条件、程序、后果等情形呈现出独特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扭送亦面临颇多争议与风险。在总结目前扭送立法及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及挑战后,提出完善我国扭送之若干立法建议。

现行犯视角下的拘留扭送制度

1954年《逮捕拘留条例》就现行犯等紧急情形规定了拘留、扭送制度。但是,由于现行犯观念的缺失,我国刑事拘留制度与实践已经严重异化。为了重建刑事拘留制度作为现行犯紧急处置措施,本文试图立足传统刑事诉讼法学的现行犯观念,对我国拘留、扭送制度的现行规定予以解读,并进而归纳该项制度的体系特征与实践特点:即应从一个纯粹的刑事法问题,转变为关于执法警察现场处置权的行政执法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司法实践中日益频发的现行犯现象,立法制度必须从行政执法层面,尽快完善现行犯的紧急应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