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公安机关办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件的几点思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有的规定比较具体,但有的规定却具有一定的原则性和抽象性。许多现行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都有关于公共场所秩序的禁止性规定。但在实践中,对一些违反上述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是否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能否给予治安处罚以及如何处罚存在较大争议。应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以更好地规范执法和维护社会秩序。

浅谈“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10月1日)第291条对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作出如下规定:'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分析一下该罪的构成要件:主体要件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的首要分子;主观要件是故意,即明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客体要件是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的有序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客观要件是'聚众扰乱'、'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笔者认为将'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以下简称'抗拒、阻碍…')与'情节严重'一同作为定罪要件不妥,需要进行修改。

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适用实证分析

由于立法上部分构成要件重合、相似,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极易混同。通过实证分析586份裁判文书发现:首先,法院对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所侵害法益的定性模糊,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中的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和寻衅滋事罪公共场所秩序的法益区分不明显;其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强拿硬要、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行为方式、外观高度重合。因此,区分两罪也要从法益和行为方式入手,并参考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违法要素进行区分。

自杀事件中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规制研究

近年来,自杀事件层出不穷。公开进行的自杀行为和其他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公共秩序混乱。自杀事件的突然性和发展的不确定性需要公安机关采取一定规制手段,但基层警务工作在具体操作层面、执法环境层面和法律制度层面都存在困境。自杀事件中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具有主体的复杂性、行为的突发性、影响的社会性三大基本特点。公安机关需要在处置自杀事件时遵循一定原则,建立起从事前预防、事中干预到事后处置的规制路径,从而在制度体系建设、工作机制完善、支持网络构建等方面为处置自杀事件、查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提供保障和支持。公安机关应按照以公安机关为核心、以社会治理为方向、以警务规制为根本的基本思路,适当拓展警务工作内容,切实提升警务工作的效果。

非法经营罪中的经营行为研究

针对非法经营罪的泛化适用,有必要严格界定其构成要件,并注重出罪机制的构建。经营行为系非法经营罪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如何对其进行合理界定,是关于该罪法教义学建构必须关注的问题。非法经营罪中经营行为有这些共性特点:涉及经济领域内的业务活动,指向的是业务内容而非业务方式;有直接或间接相对应的合法业务;行为蕴含的类型性风险具有“扰乱市场秩序”的性质;经营行为本身构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罪中的经营行为应当体现经营性的面向。所谓的经营性,意指行为蕴含经济性利益,以出售商品或服务的环节为核心内涵,出于营利目的,并具有反复进行的意思。在非法经营罪有无未遂形态的问题上,司法实务界坚持的是否定论立场。否定论的立场缺乏合理性,是对经营行为过于宽泛的解读,是将该罪当作行为犯的结果。经营行为以销售环节为核心的特性,决定了非法经营罪存在未遂形态。

论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犯罪化的制度构建

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呈现出频发趋势,其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构建法治社会的语境下,必须对当前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处理太轻、扰乱法庭秩序罪犯罪情形太窄、扰乱法庭秩序罪审理存在障碍等问题进行研究与治理。对此,可以从故意扰乱法庭秩序行为一律入罪、设立人民法院特别侦查局、设立妨碍司法之特别刑事诉讼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以提高治理的实效性。

扰乱法庭秩序罪的立法扩张和司法应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37条为评析对象

在刑法中增设、变更或者删除一个罪刑规范,通常需要满足法理的正当性、技术的精准性和时机的适宜性。将各种行为类型纳入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调整范围,不违反刑法平等原则和刑法谦抑原则,具有充分的法理根据,而且专门规制法庭言语暴力并不违反立法不重复原则,细化兜底条款遵循了刑法明确性原则,基本满足立法的技术要求。但是,这样做带有"应急性立法"和"功绩性立法"的明显印记,欠缺立法时机的适宜性。在司法层面,应严格限制扰乱法庭秩序罪的适用,将其负效应降到最低,即严格解释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构成要件和要素,严格规范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诉讼程序,严格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

扰乱刑事庭审违法犯罪行为的立法完善

针对当前出现的诸种严重扰乱刑事法庭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应借鉴法治发达国家刑事立法,完善刑诉法第161条和刑法相关规定,对扰乱庭审秩序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理,以维护法庭权威。

对公共秩序和治安秩序的区分及其管理的探讨

公共秩序和治安秩序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是什么样的关系?两种秩序的管理有什么不同?本文就此谈一些粗浅看法。一、公共秩序。所谓公共秩序,也就是通常所讲的社会秩序。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和交往中,需要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关系,统治阶级总是要求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去建立和巩固一定的社会秩序,使人类社会成为有条理的状态,这就是公共秩序,或称社会秩序。公共秩序包含的范围十分宽广。从人们从事的不同社会活动来分,有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秩序、交易秩序、医疗秩序、交通秩序、生活秩序和娱乐秩序等等。

扰乱社会秩序罪的主体不限于首要分子

目前,一些刑法教材在论述刑法第158条规定的扰乱社会秩序罪时,认为构成该罪的主体必须是首要分子。例如,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谈到:“……刑法分则规定某些犯罪构成的主体,必须是首要分子。例如第158条扰乱社会秩序罪,第159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罪,都只有首要分子才构成犯罪,按照刑法惩处;不是首要分子的就不以犯罪论处。”(第196页) 我认为,这种把扰乱社会秩序罪的主体限定在首要分子特殊范围内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恶性专利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兼评《专利法》第四次修改

《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中提出恶性专利侵权行为的概念,并增设条款赋予行政机关主动查处和处罚权,引发学界热议。界定恶性专利侵权行为的概念发现,其与一般专利侵权行为存在显著区别。对恶性专利侵权行为采取特别规制,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和法的价值追求,也与其他知识产权立法现状相适应,具有合理合法性。针对恶性专利侵权行为,应明确认定标准,加大惩罚力度,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

刍探严重违法会计行为的刑事责任

法律责任是违法行为应承担的责任，本文研究了严重违法的会计行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包括严重违法的会计行为所成立的罪名和所应受到的处罚。

非法经营罪中兜底条款的必要性分析

非法经营罪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维护了社会经济秩序。但近年来,由于新经济模式不断出现,兜底条款适用的不规范,以及对罪名构成要件的理解偏差等原因,均导致了司法适用过程中非法经营罪的消极滥用现象。要走出这种司法现状,就必须坚持刑法在经济领域的谦抑,要全面检验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并在判决书中予以说明,要与时俱进地检验特定行为的实质危害,防止形式化的、不适应当今时代的有罪判决。

藐视法庭行为的刑法规制

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对现有的"扰乱法庭秩序罪"进行了适当的扩展修改,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藐视法庭相关犯罪行为缺乏有效规范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放眼域外法治经验,从刑事政策分析和社会危害性考察出发论证增设藐视法庭罪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该罪的具体构想须在"藐视法庭罪的立法目的及其在刑法体系中的定位"、"该罪的可罚性范围"、"刑罚轻重以及刑罚体系之间的协调"、"藐视法庭罪的法条拟定"、"犯罪构成解析"、"程序法上的思考"等方面落实。

多次偷骑摩托车自行车游乐后遗弃行为定性谈

多次偷骑摩托车自行车游乐后遗弃行为定性谈阴康，徐广泉，张振高对于偷开、偷骑数十辆摩托车、自行车游乐后而遗弃的行为如何定性，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构成犯罪。主要理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行为的司法认定

疫情期间,公众容易因为相关信息掌握的缺失而产生不安全感,而此种不安全感则会促使虚假信息的产生与传播。《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中指出要依法严惩造谣传谣犯罪,对于相关行为作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加以处理。反观该罪自《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以后,一直未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致使司法实践在适用产生混乱。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定罪标准,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出发对该罪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定。从客观方面,首先,应当限定“虚假信息”的含义范围。对于与事实之间虽存在偏差,但不足以产生对基础事实“质”的错误认识的信息不认定为刑法中的“虚假信息”。其次应明确编造、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确系传播行为的对象范围。再次,要注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作为危害结果的限定作用。并在其中强调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公权力运行侧面与公众生活侧面的同等重视。从主观方面,应当认为本罪故意认识因素中的“明知”既包括确实知道,也包括应当知道。在疫情防控期间,对于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而言,对其主观故意的认定应当予以严格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