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减贫中的扶贫主体作用机制探究

贫困问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形成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因此各国采取的反贫困措施各具特色。放眼全球减贫事业,各国的扶贫主体不同,有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教会等,从世界范围来看反贫困主体都已从政府为主到主体多元。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这些主体的作用有强有弱,不同主体作用下的减贫机制与效果也有较大差别。反贫困主体作用机制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映。

南疆四地州多元扶贫主体参与下的脱贫满意度分析

南疆四地州已构建成政府、市场、社会和对口援疆“四位一体”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在全国范围内整合配置扶贫开发资源,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本文在精准扶贫理念的基础上,基于多元扶贫主体参与的视角,对新疆特色的援疆扶贫、企业扶贫、“访惠聚”“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活动进行贫困户的满意度调查,从贫困户自身角度评价了不同主体的扶贫满意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态度对脱贫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扶贫主体满意度效应最大,市场主体的满意度效应大于政府扶贫主体的满意度。

青海东部贫困山区扶贫主体的多元治理

精准扶贫是当前最深入基层各方面的一种社会行动,基层治理现代化与精准扶贫之间有着内在的耦合与关联。精准扶贫也同样属于治理的范畴,贫困治理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及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理念对于精准扶贫的启示在于:借助社会力量、动员多元主体,形成多层次治理结构,实现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

产业扶贫中多元扶贫主体合作模式探析——以铁骑力士集团生猪养殖为例

随着产业扶贫事业的发展,多元主体参与扶贫成为必然选择,构建有效的多元扶贫主体合作模式尤为重要。本文以四川铁骑力士集团生猪养殖为例,分析了该企业通过"政府搭台统一规划、龙头企业带动、金融机构贴息贷款、能人农户联合参与、贫困农户积极参与"构建的"政府+龙头企业+金融机构+能人农户+贫困户"的多元扶贫主体合作模式,研究发现,多元扶贫主体协同运行可有效整合多元扶贫主体的力量,发挥"1+1>2"的协同作用,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该模式的成功实践可为其他贫困地区多元扶贫主体形成合作关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

企业领办合作社扶贫主体耦合模式探讨

在大扶贫格局时代,企业领办合作社现象不断增加使我国扶贫主体呈现多元化,出现不同利益主体参与扶贫的耦合现象,包括企业控制合作社、企业与合作社相互控股、企业与合作社平等互利但相互独立等三种耦合模式。通过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企业领办合作社发挥益贫效果,内有组织形式、理事长情怀、自身力量和资本优势提升的驱动力,外有政策支持和社会责任的推动。虽然企业领办合作社优势颇多,但因其发展时间较短,且易产生合作社的异化,目前并未完全发挥出扶贫作用。因此,应采取加大政府的支持、出台明确的法律规范、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加大监督机制等措施,深入挖掘企业领办合作社的益贫作用。

精准扶贫主体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当前政策推进下的精准扶贫面临体制性障碍,出现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同级政府各部门间关系未理顺、社会主体参与扶贫程度不高、独立性不强等问题。文章认为,针对以上困境,有必要引入"合作扶贫理念",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角度重塑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扶贫格局。即,重构我国精准扶贫主体制度,立足于政府职能转型,厘清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重塑多元主体合作扶贫治理格局;以扶贫法律支撑体系为核心,健全扶贫法律治理体系;以全面提升精准扶贫实效为目标,完善精准扶贫法律保障制度。

开江县创新林业扶贫主体助力脱贫攻坚

近日，达州市开江县创新林业扶贫主体，依托国有林场组建成立了开江县绿璞造林绿化有限公司，更好地吸纳贫困人口就业，助力脱贫攻坚，加快全县绿化步伐。

培育渭南多元扶贫主体 确保长效扶贫机制有效

扶贫工作是当前一段时期国家的重点工作,而长效扶贫机制的建立与实施需要各方力量来共同实现,必须打破“扶贫只靠政府”的惯性思维,发挥多元扶贫力量的作用,最大可能的“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作为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城市,渭南更需要集中各种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生态旅游扶贫开发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探讨——以兴国县天鹅湖社区为例

由于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生态旅游扶贫开发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开发主体之间互动整合不够,这种主体分散化的情况在实践中影响了生态旅游扶贫开发的协调开展。因此,有效实施生态旅游扶贫开发,不仅需要调动开发主体主动参与的意识和热情,而且要将他们有机整合,建立起高效灵活、保障有力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构建生态旅游扶贫开发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关键是要做好组织形式的有效建立、开发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开发绩效的评估反馈等。

多维透视扶贫治理主体合作难问题

长期困扰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扶贫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问题,既存在宏观体制缺陷、微观政策的误导,又根植于经济贫困、部门利益,是多方面问题纠结累积的结果,本文从多个视角深刻剖析了问题的根由。

以体制创新突破扶贫治理主体的合作藩篱

扶贫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扶贫资源整合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扶贫开发工作,为此必须改变现行的利益分配结构、触及多方面重要体制,才能根除扶贫开发多头管理、资源分散的痼疾,显著提高扶贫开发效益。

多重制度逻辑下的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以Y县为例

在精准扶贫攻坚阶段,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Y县为例,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历程,发现基层政府、经济组织和贫困户遵守不同逻辑,并导致经营主体相继出现产权困境、弱势依附和公平之争等问题,解决制度矛盾的过程推动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因此,从多重制度逻辑出发,扶贫产业经营主体的创新机制不是制度优势互补,而是冲突规避。这启发了一种实践导向、以问题为焦点的研究路径,在扶贫系统内部建立快捷高效的问题反馈—应对机制,有助于促进经营主体创新。

论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组织制度创新

本文从实现扶贫主体的多元化、强化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的管理、设置贫困识别制度以及建立其他相关制度等视角出发，就我国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组织制度创新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产业扶贫中政府角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可以推论出产业扶贫重在提升劳动者生产能力、提供生产资料和引导以企业为主的生产组织,最终发展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根据产业扶贫的内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应该担当起主导产业扶贫的角色,这种角色主要体现为引导、支持企业等扶贫主体与贫困农户等扶贫客体,实现扶贫客体的内生增长;为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要注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扶贫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系列关系。

以法治思维指导精准扶贫

在共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精准扶贫理应与法治建设互相促进,互融互通。法治思维可以从理性客观的视角来理解精准扶贫的精髓,进而解决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法治思维的角度提出对策和建议。换言之,法治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精神内核,法治思维是做好精准扶贫工作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

村级组织扶贫业务的会计核算

近年来,各地根据中央精准扶贫的总体部署,多举措扶持贫困村和贫困户,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扶贫工作已进入攻城拔寨的关键时期,村级组织作为扶贫主体以及扶贫对象,应主动出击,借助各级强农惠农政策,积极参与扶贫攻坚工作,而随之而来的会计核算工作也必须与之相适应,全面服务于扶贫工作的大局。现以某省定贫困村为例,探讨村级组织涉及扶贫业务的会计处理方法。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科技扶贫减贫绩效

利用陕西省科技扶贫重点县域821份农户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扶贫科技资源供给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了扶贫主体形象与制度信任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扶贫科技资源供给特征优化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减贫感知绩效,其中匹配性、可得性与多样性特征对减贫感知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覆盖面特征不具有显著影响;扶贫主体形象在扶贫资源供给特征与农户减贫感知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信任在扶贫主体形象的中介作用中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即农户对相关扶贫政策信任程度越高,扶贫主体形象改善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