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制——扶贫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既有的扶贫体制在一定的历史时间曾经对扶贫工作起到巨大的作用 ,在新世纪、新时期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背景下 ,扶贫体制改革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创新体制 ,在民主与法制框架下依法扶贫 ,是我国扶贫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从“双到”扶贫到精准扶贫:广东农村扶贫体制的变革与发展

将扶贫资源传递到贫困户及贫困人口等目标人群,是扶贫理论与实践上一个难题。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所包含的若干元素,都影响了扶贫资源的传递及其效率。自2009年后,广东农村扶贫体制经历了"双到"扶贫到精准扶贫的变革。在这一变革中,扶贫的组织机构、贫困户识别、扶贫资金对贫困人口覆盖、扶贫资金管理及扶贫考核制等有明显改进,但仍存在识别成本高昂、扶贫依赖于驻村工作队与扶贫干部,扶贫政策的着力点与贫困人口需求不一致、产业扶贫政策与实践存在较大偏差等难以克服的问题,因此,脱贫攻坚之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重点的精准扶贫,在扶贫体制上应进一步变革,逐步实现扶贫治理模式的转变和形成良性社区发展。

大扶贫体制下多元主体贫困治理功能探析

贫困治理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鲜明特质,也是构建大扶贫体制的基本要求。在这其中,对多元主体治理功能进行精细化界分,挖掘其比较优势,认识其现实问题是基础工作。通过机制创新,积极建构多元主体之间协同互补的合作制结构关系是问题的核心。

中国扶贫政策和机制的创新研究综述

本文总结了中国农村扶贫机制,回顾了扶贫政策,介绍了国际和中国扶贫的成功案例,整理了学者们对扶贫政策和机制的创新对策研究。

西南边境民族地区扶贫与和谐社会建设——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个案

对边境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个案,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分析边境民族地区贫困的表现形式,阐述与构建边境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相协调的扶贫体制机制。

中国扶贫政策的合理调整

中国贫困问题发生新变化，给扶贫工作带来了新挑战和问题，扶贫战略和政策也需要相应调整。具体建议如下：

多维透视扶贫治理主体合作难问题

长期困扰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扶贫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问题,既存在宏观体制缺陷、微观政策的误导,又根植于经济贫困、部门利益,是多方面问题纠结累积的结果,本文从多个视角深刻剖析了问题的根由。

制约我国扶贫开发效益提高的障碍因素分析

长期困扰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扶贫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问题,既存在宏观体制缺陷、微观政策的误导,又根植于经济贫困、部门利益,是多方面问题纠结累积的结果。

引入诚信因子 打造扶贫新模式

为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信贷扶贫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扶贫资金的运行效率和扶贫效益，2009年来，人民银行通道支行积极打造社会信用环境，将诚信与征信管理的要求注入到扶贫贴息贷款业务中，有效打造了“扶贫一扶智一和谐”三位～体的扶贫贷款管理新模式。

财政扶贫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思路

自2002年审计署与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关于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做好扶贫资金审计工作的意见》后，每三年左右审计署就会统一组织全国或较大范围的扶贫资金审计，在每年例行的预算执行审计、财政收支审计中也会涉及财政扶贫资金的专项审计调查。从历年的审计结果看，财政扶贫资金审计发现的问题大都集中在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损失浪费等方面，结合财政扶贫资金审计发现的问题，应当研究分析财政扶贫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

广东省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构建

结合国内外反贫困治理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建立广东省反贫困治理结构的设想,包括反贫困的目标与战略、扶贫管理体制与资金运行机制、政策和法规、贫困人口的参与和组织.

地方政府贫困治理失灵的对策

以压力型体制为背景的＂军令状＂式扶贫管理体制能够有效激发各层级政府扶贫工作的决心和动力,同时也会给其扶贫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引发其扶贫工作中的策略应对性行动。要克服地方政府贫困治理的失灵,需要我们在用好扶贫＂军令状＂优势的同时,注意限制其负面和消极功能。（一）优化贫困人口识别工作。因血缘、亲缘和友缘等关系的影响,村干部在贫困人口识别方面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受到质疑。

欠发达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是“资源资本化”

欠发达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是“资源资本化”＊———中国扶贫体制改革试验区的实证经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本报告以农村改革试验区中以扶贫开发为主题的陕西延安、广东清远、广西北海等地的经验总结为基础，认为“资源资本化”应成为我国欠发达地区改革与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