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特困地区农户扶贫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武陵山区贫困农户样本数据

本文利用武陵山区4省9县的271个样本研究了贫困农户参与扶贫活动的意愿及行为。结果表明:在由政府主导的传统扶贫模式下,贫困农户参与扶贫的意愿总体较低,他们在扶贫活动中主要是"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参与",贫困农户在扶贫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遭到排斥;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扶贫活动中的政府角色、政府公正以及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等对贫困农户的扶贫参与均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政府角色"和"政府公正"还会通过"政府信任"对贫困农户的扶贫参与产生间接影响;其中"政府角色"对贫困农户扶贫参与意愿的总效应最大,由此表明政府在扶贫活动中的"角色错位"是造成贫困农户在扶贫活动中主体缺位的主要原因。

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扶贫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贫困问题是本世纪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国政府向来重视农村扶贫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扶贫活动中贫困农民的参与意愿对农村扶贫工作的成效具有决定意义,本文通过来自我国连片特困地区4省9县的调研数据回归表明:年龄、收入、当地教育发展水平以及农民对政府扶贫效率的认知等因素均对农民的扶贫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地统计学意义。本文最后就提高农民扶贫参与意愿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农民合作社产业扶贫参与现状及对策研究

具有天然益贫性的农民合作社是发展现代农业有效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也是实现贫困户脱贫增收的重要路径。作为国家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江西罗霄山区,近年来,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优势培育特色农业产业,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支部领办+土地入股+培训"等产业扶贫模式,广泛带动贫困人口减贫增收,使得合作社自身的实力得到充实,延长了产业链,与贫困农户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利益联结机制,解决了"谁来扶"和"怎么扶"的难题,提高了国家财政扶贫资源与其他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了贫困农户的家庭生计,为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机会。

龙头企业精准扶贫参与存在政策支持倒挂吗?--基于全国366个龙头企业样本的实证分析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精准扶贫中一支相当重要的力量,通过多种途径对贫困群体予以有效帮扶。政府政策支持能够引导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但当前政策的激励效果有限,而政策支持倒挂可能就是限制政策激励作用有效发挥的原因之一。利用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龙头企业数据对此进行检验,数据分析显示中小规模企业在精准扶贫参与中更为积极,但其所得政策支持远不及大规模企业。进一步实证分析表明企业规模对精准扶贫参与及部分帮扶形式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政府政策获取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证明龙头企业精准扶贫参与中确实存在政策支持倒挂。而且,政府政策的规模偏好降低了中小规模企业发展预期,政策支持倒挂引致的资源浪费导致企业精准扶贫潜力发掘不足和政策资源配置效率偏低。针对此,政府应将政策支持力量下沉,完善企业帮扶机制,以进一步其提升带动水平。

基于内生动力的贫困群体扶贫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当前精准扶贫工作呈现动力不足、参与度较低,扶贫项目发展缓慢,扶贫资源浪费严重等普遍性问题,脱贫形式不容乐观。本文以泰安市为例,运用卡方检验和二分类逻辑回归模型,从受助群体自身禀赋的个体特征、对政策和教育的认知以及扶贫环境的项目发展基础、政府作用和社会支持五个层面实证分析贫困群体参与扶贫项目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贫困户属性出现逆向选择、不同禀赋的贫困群体对参与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文化水平越高、家庭人口越多、思想越积极,参与概率越大;完善的项目基础,政府有效的作用以及社会的关注等有助于激励贫困群体的参与;而劳动力、土地作用的弱化以及基础设施的差异不再影响参与意愿。据此提出加强有效的激励手段,完善贫困识别内容,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完善专项救助制度等建议来促进贫困群体参与意愿。

公司扶贫参与程度对权益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扶贫作为一项社会公益活动,企业参与扶贫活动需要付出人力、资金等代价,那么能获得什么收益呢?本文检验了上市公司扶贫参与程度对权益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参与扶贫参与程度越大,权益融资成本下降越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民营企业组、产业发展式扶贫组对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发现说明上市公司参与扶贫具有政策溢出效应,参与扶贫行动能兼顾社会公益与自身利益,研究结论有利于鼓励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

扶贫参与主体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的影响研究

产业扶贫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扶贫措施被广泛应用,而扶贫参与主体能力建设正是影响其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云南省三个扶贫重点县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访谈与问卷调查收集317份有效问卷,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讨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的影响。结果显示:能力建设所包含的五个因素中,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政府和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及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对产业扶贫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并通过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这一中介变量对产业扶贫产生间接影响;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和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对于产业扶贫具有直接影响作用。

参与式村级扶贫规划系统的开发与运用

参与式村级扶贫规划作为一项重要技术手段，成为我国新世纪扶贫工作重点之一的整村推进工作的工作方式，在我国的扶贫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将详细介绍参与式扶贫规划系统的内容、程序和方法。

沟通理性与贫困农村参与式扶贫的完善路径——基于武陵五县参与式扶贫的案例分析

沟通理性与参与式扶贫在核心理念、外部环境及实现媒介方面存在着高度统一性。目前,中国的参与式扶贫存在行动主体参与地位失衡、参与目标的工具理性以及参与机制的脆弱性三大发展困境,扶贫者系统与贫困者生活世界之间缺少自主性的"普遍共识"。以沟通理性为理论基调,中国参与式扶贫要以一种反思性的心态和人文关怀的立场去解释扶贫所处的复杂社会情境,明晰扶贫的知识背景,设置统合性的扶贫政策,构建真实、真诚和正确的沟通环境,使贫困群体在关于"自我-他人""此在-彼在"的认识和重建之中,获得一种互为主体的更加宽广的发展视野,最终实现贫困地区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整合。

参与式扶贫模式的运行机制及绩效评价

本文从参与式扶贫的理论来源及特征出发,首先分析了参与式扶贫模式有效运行的内在机制,然后就如何评价参与式扶贫模式的扶贫效果,提出了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其进行绩效评价,并对参与式扶贫在实践中取得的成绩进行了综述。最后,根据参与式扶贫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指出参与式扶贫模式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

参与式扶贫中政府与农户合作的障碍与对策

参与式扶贫模式虽涌现出一些成功典范,但贫困人口的参与绝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间有诸多障碍和问题需分析、解决。现阶段,中国大规模推广参与式扶贫的政治社会环境和贫困人口自身的小环境尚不具备,只有政府和农户合理分权、分工,密切合作,扬长避短,才能实现扶贫开发的效益最大化。

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扶贫绩效的实证分析——以甘肃省徽县麻安村为例

本文建立了参与式扶贫模式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甘肃省徽县麻安村参与式扶贫模式的扶贫绩效进行了评价,最后就如何完善参与式扶贫模式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参与式扶贫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互动研究

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的主要分布区,其贫困人口是全国农村中收入水平居于最低层次的弱势群体。针对我国西部地区参与式扶贫目前面临的困境和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的主要障碍,本文研究参与式扶贫与农民合作社的互动关系,提出"整村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反贫困模式,以整合政府在贫困地区投入的资源,通过合作社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并持续提高农民的素质与能力,实现西部地区反贫困的战略目标。

非政府组织参与式扶贫的绩效评价研究——以四川农村发展组织为例

本研究着眼于非政府组织参与式方法在扶贫开发中的优势,在深入开展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政府失灵理论、参与式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从项目投入、项目产出、项目后续管理等三个方面构建了由十个指标构成的参与式扶贫绩效评价体系。运用非线性回归、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一个非政府组织扶贫的典型案例——四川农村发展组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显示:第一,贫困人口的受益程度与该组织对扶贫项目投入之间呈指数关系。第二,贫困群体的参与度是影响扶贫主体参与式扶贫绩效的最重要因素。第三,生存相关类项目扶贫绩效较高。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对非政府组织扶贫的建议和对我国政府扶贫的启示。

参与式扶贫模式在县医院护理管理中的实践效果

目的探讨参与式扶贫模式在县医院护理管理中的实践效果。方法三级医院成立“阜平医院工作组”,派驻护理管理者2名,通过与县医院护理管理者座谈,到临床科室观察护理现状,梳理护理工作中存在问题,针对问题制定护理帮扶方案,应用参与式扶贫模式落实该方案。结果2017至2018年增加护理人员28名,有效缓解了人力匮乏;培养省级专科护士3名,外派护士长和护理骨干到三级医院免费进修25人次;修订临床常见护理技术操作标准20项,累计完成护士长和护士培训1150余人次;修订护理管理制度及关键流程50余项,制定了护理质量管理方案,明确了各级人员职责;用药差错发生率由2016年0.39%下降至2019年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压力性损伤现患率由培训前2.69%下降为0.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县医院患者外转率从2016年的11.20%降至2019年的6.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参与式扶贫模式在县医院护理管理中的实践,不仅提高了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还有效地降低不良事件发生,提高了县医院护理水平。

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扶贫:过程、成效及问题——以小金县社区发展基金为例

非政府组织(NGO)参与政府扶贫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扶贫新模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处于探索和试验阶段,NGO在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小金县社区基金项目实施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NGO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及带来的影响,并针对目前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后脱贫时代社会参与扶贫的法律激励机制

传统的行政扶贫模式在后脱贫时代面临诸多局限,引入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实现"单中心贫困治理"向"多中心贫困治理"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然而,市场化的社会主体与行政化的精准扶贫、收益性的社会主体与公益性的精准扶贫、碎片化的社会主体与系统化的精准扶贫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张力,而法律激励机制的引入为张力的打破提供了契机与路径。当前我国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制度安排存在理念层面的"管理型激励"、标准层面的"资格型激励"和方式层面的"帮扶式激励"等问题,故应当针对当前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问题,彻底实现"三个转变":即实现激励理念从"管理型激励"向"契约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标准从"资格型激励"向"绩效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方式从"帮扶式激励"向"合作式激励"转变,最终实现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效能最优。

参与式扶贫及其绩效分析——基于江西的实践

主要阐述参与式扶贫及其在全国各地的实践,以及江西采用参与式扶贫的一些项目区所取得的效果。同时指出当前实施参与式扶贫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作为一种新型的扶贫方法,参与式扶贫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能否带动更好的创新绩效--基于高管特征的调节效应

“一带一路”背景下积极参与到精准扶贫中已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结构优化的有效推动,选择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其经验数据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精准扶贫参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与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将高管特征引入至两者关系研究中。经研究发现:“一带一路”背景下精准扶贫参与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高管特征中的平均学历、兼任其他职位占比能增强精准扶贫参与与创新绩效间关系,平均年龄则削弱两者关系,海外经历占比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特征对精准扶贫参与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产业参与、平台协同与精准扶贫

在信息技术赋能下,电商平台能够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即普遍连接、互动参与和服务创新;在不发达地区,这种模式表现为促进平台广泛连接农户、推动贫困群体及社会力量多方参与、形成服务创新型生态系统。以平台为核心的农村电商生态系统在吸引众多主体参与的前提下,以扶持特色产业发展为核心,协调和带动了贫困地区的可持续扶贫。结合京东"跑步鸡"案例,提出电商扶贫的基本模式:在扶贫生态系统中,平台通过资源整合,发展可持续的特色化产业,并以此构建扶贫服务支点;农户在平台协同下,通过参与产业链获取市场机会以及直接参与生态系统的价值分配,进而获得知识与技能,积累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