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小额信贷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的维度与对策

我国扶贫小额信贷作为社会主义特色金融扶贫模式,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扶贫小额信贷作为金融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涌现出宁夏盐池、河南卢氏、湖北郧阳、安徽灵璧等多样化的创新运作模式。经过对这些典型模式的研究发现,政策定位准、制度合力发挥、措施严格落实是扶贫小额信贷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在脱贫攻坚历史任务完成后,在乡村振兴阶段,扶贫小额信贷与乡村振兴战略在任务、机制措施、路径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衔接性。为此,立足于扶贫小额信贷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的机遇和挑战,应从聚焦突出的发展方向、促进小额信贷的多元融合及加大引领保障力度等方面的衔接。

民族地区“多层级协同治理”的结构特征与内在逻辑——以广西壮族自治区L县扶贫小额信贷实施为例

扶贫小额信贷是一种有效的扶贫到户形式,能缓解贫困人口资金匮乏的困境,激发他们的内生发展动力。以广西壮族自治区L县扶贫小额信贷实施为个案,通过深度访谈和非参与观察发现:在纵向上,L县将扶贫小额信贷目标分解,然后通过科层组织体系逐级下压给各乡镇政府和行政村,实行科层治理;在横向上,通过建立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和利益联结等机制,L县政府、各乡镇政府和行政村又将农信机构、龙头企业、帮扶联系人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利益相关方等纳入治理主体的范畴,分别在县、乡镇和行政村这三个层面上开展协同治理。纵向科层治理与横向层面上的协同治理交叉,形成了一种“多层级协同治理”的模式,实现了“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治理效果。“多层级协同治理”既契合了中国单一制国家的结构逻辑,又契合了基层政府工具理性的逻辑,对推进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扶贫小额信贷精准扶贫落实研究——基于宁夏的调研

扶贫小额信贷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宁夏扶贫小额信贷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对当前金融扶贫工作和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出总体评价。研究发现,当前扶贫小额信贷主要存在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积极性不高、片面要求提高覆盖率和新增贷款投放量可能会存在较大的风险承贷主体和资金使用主体不一致、贫困人口在建档立卡系统中的"进进出出"、宣传不够到位等问题。基于此,建议从将金融扶贫工作融入宏观金融政策体系、多种渠道降低金融扶贫成本、建立有效的政府增信机制、加大金融扶贫基础工作力度、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金融业务、鼓励支持和引导合作性金融政策发展、尽快落实尽职免责制度、设计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将金融扶贫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等角度入手进一步落实扶贫小额信贷精准扶贫政策。

扶贫小额信贷、农户收入与反贫困绩效

为了解决贫困户发展中的融资难问题,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国务院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出台了扶贫小额信贷特惠政策。扶贫小额信贷究竟能否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利用扶贫小额信贷的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OLS回归模型考察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增收的影响。研究发现,扶贫小额信贷促进了贫困户增收,尤其是女性及有资金需求的贫困户贷款者的增收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增收的边际效应在减弱,这表明扶贫小额信贷的减贫作用有限。因此,还需要不断完善配套机制,通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业保险、加强农户技能培训等,助力扶贫小额信贷持续增效,促进贫困户增收,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中国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历史变迁与未来展望

扶贫小额信贷是金融精准扶贫的成功实践,在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和艰难历程中,发挥了超常规作用。中国扶贫小额信贷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逐渐规范发展起来,历经了从无到有,从落地到落细,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在为贫困户发展产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为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提供了引擎,为改善贫困地区金融生态、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提供了抓手,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贫困人口贷款难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2020年后,扶贫小额信贷要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新要求,优化调整政策要点,创新与产业、互联网、保险的多元融合发展路径,实现持续规范健康发展。

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生产性收入的影响——基于地区与收入差异的实证研究

基于贫困户调研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不同收入水平以及不同地区角度,实证分析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收入分层角度来看,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生产经营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且对中等收入层以上的贫困户,随收入分位数提高这一效果明显呈上升趋势;从地区角度来看,中部地区扶贫小额信贷对中等收入层以上贫困户增收效果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在各分位数上扶贫小额信贷的增收效果高于全国范围的增收效果;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反。为此,应继续实施扶贫小额信贷政策,适度加大对中等收入层以上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覆盖范围及配套保障措施,提高内生动力,实现稳定脱贫,并结合各地区经济、金融水平的差异,差别落实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后脱贫时代”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防范研究

当前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各大金融机构投身于金融扶贫工作中,扶贫小额信贷已经成为金融扶贫的重要内容,为实现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随着扶贫小额贷款陆续到期,后阶段形成还款逾期的可能性较为突出,扶贫小额信贷所暴露出的问题若不及时解决,一方面影响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其积累的风险可能会延续到下一阶段农村金融工作中,从长远看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现有的研究集中在以农户角度剖析小额信贷风险的影响因素,或者从金融机构角度研究如何优化内部风险管理体系、提高风险控制能力。但结合扶贫小额信贷的政治任务,对扶贫小额信贷的困境开展研究的并不多。文章基于已有的研究和全国各地金融扶贫工作实践,总结出当前扶贫小额信贷实践中防控风险的基本做法,即优化贫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提升贫困户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及利用农业保险、风险补偿金和扶贫小额信贷担保基金构建风险共担与风险补偿机制。这些措施从总体上看是可行的,但在具体实践中,政府政绩与金融机构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原有“分贷统还”模式隐含风险控制压力,风险补偿政策落实不到位,“建档立卡”人员动态变化存在风险隐患,扶贫金融机构内部管理缺陷等情况,这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问题难以有效把握。当前我国处于“后脱贫时代”,一方面,脱贫攻坚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另一方面,按照国家战略规划,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国家将重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这个特殊时间节点,为了防范扶贫小额信贷风险,不仅要处理“存量”问题,避免出现大面积风险问题,还需要扩大“增量”以支持完成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目标的“最后一公里”任务。同时也要考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以及未来小额信贷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作用。因此在扶贫小额信贷的风险防范的对策中提出,在“后脱贫时代”,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规范作用,加大对存量“分贷统还”扶贫项目的监查力度,进一步完善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机制,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加强农户职业技能培训,加大财政支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普惠金融、脱贫人口增收与乡村振兴——来自扶贫小额信贷的证据

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创新,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在缓解贫困户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助力了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内,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将继续助力脱贫人口发展生产稳定脱贫。基于贫困户小额信贷微观数据,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PSM)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显著促进了贫困户收入的提高。贫困户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贫困户收入越高;在金融机构或县级政府驻村的地区,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的减贫效果更显著。建议充分发挥“村两委”、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等基层力量的作用,培育农户的信用意识,开展信用村建设,优化农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推进乡村振兴。

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健康发展亟待政策支持

我国正以党中央要求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指针,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要求从制度层面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努力扩大就业,包括自我就业的渠道和方法,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遏制乃至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而小额信贷尤其是专事扶贫的小额信贷在这些方面能发挥极大的正面作用。文章认为,当前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健康发展亟待政策支持。

扶贫小额信贷:理论模型、激励机制与推进思路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实施存在科层激励与市场激励两种路径。地方政府作为扶贫小额信贷项目主要委托人,追求科层激励、集中决策的社会最优理想状态;商业银行和贫困农户作为项目的主要代理人,追求市场激励、分散决策的预期效用最大目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最优激励安排和有效激励架构,研究结果表明:集中决策的社会最优理想状态实质上是一种隐性激励方式,需要建立在科层激励、促进银政内部科层压力传导和改善银政对接贫困农户的"反科层治理"基础之上;分散决策的预期效用最大模式作为一种显性激励安排,在批量扶贫小额贷款项目的激励中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推进扶贫小额信贷项目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风险:地方政府面临科层激励成本不可控;无风险收益较低导致商业银行参与积极性不高;无风险收益较高又会导致商业银行努力程度不足;项目风险较大抑制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信息不对称和参与方不努力导致项目风险失控;贫困农户信用风险损害项目可持续发展;难以运用法律手段,导致项目风险市场出清成本高等。为落实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激励目标要瞄准金融排斥的突出问题,降低参与各方努力成本系数;科层激励要增强项目共识、共商、共建、共享,为集中决策创造条件;激励方向要突出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运用科层激励和政府谈判能力形成向贫困农户利益倾斜的扶贫产业链定价机制;激励安排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各方主体的合作水平和努力程度;要加强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的协调配合,实现科层激励的短期效应和市场激励的长期效应的有效叠加。

扶贫小额信贷的瞄准机制与绩效评估实证分析——基于四川R县数据

扶贫瞄准是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机制,瞄准对象、瞄准方法和扶贫资源的准确投放将决定扶贫政策或扶贫项目的绩效,关系到精准扶贫能否成功。本文通过扶贫小额信贷对象识别精度、扶贫小额信贷的瞄准精度和扶贫小额信贷投放时序等多个角度对四川省R县扶贫小额信贷瞄准绩效进行分析和评估,发现扶贫小额信贷在资源配置中仍存在一定的贫困漏出、瞄准效果一般、顺周期性等问题,并针对性提出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瞄准机制的对策。

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率计算方法探讨

扶贫小额信贷模式下风险补偿金的撬动比率在大多地方都设置为刚性,缺乏实际的统计依据,无法体现出各个地方的实际经济情况和总体贷款对象信用状况差异。在这样的设置下,风险补偿金机制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参考当前贷款定价的各项研究成果,充分考虑扶贫小额信贷的政策特殊性,并结合各地的具体实际经济情况和总体贷款对象信用状况,探索并制定一套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率计算方法,并套用现实情况进行模拟实证分析,以供参考。

扶贫小额信贷成本收益实证分析——以M市农村商业银行为例

本文从传统成本法和作业成本法视角建立扶贫小额信贷成本分析框架,实证分析M市农村商业银行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成本和收益,得出促进扶贫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对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绩效的实证分析

扶贫小额信贷是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量身定制的金融精准扶贫产品,已成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金融服务品牌。本文利用毕节市扶贫小额信贷的相关数据,从需求方和供给方两个角度实证分析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的实施绩效。从需求方——贫困农户的角度来看,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农户具有正向的减贫效应;从供给方——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信贷能够获得一定风险低且稳定的收益,这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扶贫小额信贷操作和财务的可持续性。

扶贫小额信贷创新发展研究——基于黄冈大别山扶贫开发重点县案例

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将扶贫小额信贷创新发展划分为摸索借鉴期、创新试点期、推广突破期三个阶段,并以扶贫再贷款的创设、应用、创新为主线,追踪黄冈大别山扶贫开发重点县麻城市三阶段扶贫小额信贷数量目标完成、成本收益合理区间构建与再贷款政策传导情况,指出瞄准数量目标,建设维护成本收益合理区间,有利于提高扶贫再贷款政策传导效率,实现扶贫小额信贷创新发展政策目标。

提高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水平的研究——以郴州市为例

扶贫小额信贷是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专门设计的金融产品,是当前金融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和重点工作。本文调查了郴州市扶贫小额信贷的情况,总结了当地扶贫小额信贷的实践经验,分析了扶贫小额信贷工作面临的困难,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扶贫小额信贷如何能够有效抗击贫困——新疆南疆K村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文章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以新疆南疆K村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实施情况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地方政府、承贷机构的风险管理与借贷方使用效果之间关联的分析研究,发现扶贫小额信贷对提升贫困人口生计能力的作用尚不明显。当下南疆四地州扶贫小额信贷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推进贷款使用与扶持创业、就业工作协同开展。

数量目标、合理区间与扶贫小额信贷创新发展研究——基于扶贫再贷款政策传导视角

本文在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基础上,追踪湖北黄冈大别山革命老区扶贫开发重点地区扶贫小额信贷三阶段创新发展情况,指出瞄准数量目标和建设维护成本收益合理区间是加强扶贫再贷款政策传导、促进扶贫小额信贷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

扶贫小额信贷助力脱贫研究

扶贫小额信贷是金融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着“输血”和“造血”的功能。目前,扶贫小额信贷存在贷款群体的目标瞄准偏误、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等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精准信贷目标群体、提高贫困群体的脱贫内生动力、提高扶贫小额信贷的服务能力,加强扶贫小额信贷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与多种扶贫方式有效配合,整合扶贫资源,才能提高精准脱贫的能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扶贫小额信贷减贫效应研究

根据收集的400份问卷的数据建立PSM-DID模型来探究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有一定的减贫效应,并且得出家庭人均年收入与户主年龄和户主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与家庭人口数成负相关关系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