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立法:提升扶贫开发水平的有效途径

反贫困是中国一项长期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贫困的产生有其制度性的根本因素,反贫困工作必须要纳入持续的制度性的运作范围之内。只有一种明确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反贫困制度的存在,才可能使得反贫困事业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

我国扶贫立法问题初探

扶贫政策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保障,而我国的扶贫立法长期以来处于缺失状态。本文在回顾国内外扶贫立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而讨论了当前国内扶贫立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经过详尽的分析认为目前各方面条件都已相当成熟,相关扶贫政策和管理条例应尽快法制化,以进一步提升扶贫开发总体水平。

地方扶贫立法的路径、制度与理论反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奇迹,扶贫制度创新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前国家层面的扶贫立法呈现出破碎性、多价值融合性等特征,因此,在整个扶贫开发过程中,地方扶贫立法成为重要的制度支撑。从地方立法的文本出发,结合理论和实际调研经验,解构构成当前地方立法的思想基础,批判性审视当前扶贫法律规范的社会性和逻辑性,发现各地区的扶贫立法呈现出趋同化、政策化和泛原则化的现象。未来的扶贫立法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尊重各地的区域差异和扶贫经验,在法律的框架内,促进扶贫立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衔接。

南疆深度贫困地区扶贫立法中免于贫困权利的保障

免于贫困权利的保障不足是贫困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主要原因。南疆深度贫困地区是新疆全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应集中力量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目前,新疆为打赢“南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制定并颁布了在保障免于贫困权利方面具有一定理论合理性和实际进步性的地方性扶贫法规,有效保障了相关权利。但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免于贫困的权利,仍需积极探索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扶贫立法,及时推动保障免于贫困权利的综合性扶贫立法及制定免于贫困权利保障的操作性程序。

法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的立法设计

作为均衡扶贫资源的调节器,金融扶贫在区域扶贫攻坚,特别是在农村扶贫攻坚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但因金融扶贫自身存在诸多风险和不稳定性等特点,必须制定完善的立法机制予以规范。鉴于我国目前金融扶贫法律法规欠缺的现状,农村金融扶贫立法设计这一问题迫在眉睫。因此,运用法经济学原理分析农村金融扶贫,尝试以立法的成本—收益分析和立法的供给—需求分析为依托,通过立法原则、立法体系等方面,解析农村金融扶贫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同时,以法学与经济学交叉为视角,对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立法做出跨学科研究,一方面从内在逻辑强调农村金融扶贫立法设计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立足于农村金融扶贫的现状,以求探索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的立法路径。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关于农村扶贫开发问题的几点思考——基于安徽省2013年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实践

现阶段,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立法工作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得有益借鉴:一是国外运用法律手段推动和规范落后地区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二是国内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地方法规形式进行农村扶贫开发立法的实践尝试.农村扶贫开发立法工作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包括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市、区)和连片特困地区;二是合理确定扶贫标准;三是对确定的扶贫对象和扶贫标准规范实施动态管理.农村扶贫开发立法工作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部门的责任:一是扶贫开发部门的责任;二是扶贫实施部门的责任,包括政府、社会、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扶贫责任,以及违反扶贫规定所应承担的相关责任;三是扶贫监督管理部门的责任.

生态补偿扶贫的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政策选择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是我国解决生态贫困的重要决策安排,目前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生态补偿扶贫模式,对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脱贫攻坚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不同的生态补偿扶贫实践模式的作用机理不同,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减贫效果。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生态补偿政策依据不明朗、部分贫困户参与生态补偿扶贫存在障碍、生态补偿脱贫效应存在差异、生态补偿扶贫资金筹措使用机制不完善、生态补偿扶贫部门衔接不顺畅等困境,抑制了生态补偿扶贫实施效果。应加强生态补偿和扶贫立法,制定专门的生态补偿扶贫政策,发挥现金型补偿、岗位型补偿、产业型补偿三者之间的政策协同作用,拓展生态补偿扶贫资金投入渠道和规模,完善生态补偿扶贫部门间的衔接机制等,可优化生态补偿扶贫政策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