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资源配置对低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以青海省18村为例

防止致贫返贫、建立脱贫长效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落脚点。探究低收入农户收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可为建立预防致贫返贫机制提供思路和借鉴。基于青海省3县18个行政村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角度将所访低收入农户收入特征进行分析。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影响农户收入和收入结构的影响因子,确定因子的解释力和显著性,并结合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低收入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增长明显,增收效果明显,脱贫攻坚成效显著。(2)通过扶贫资源配置,农户增收意愿与内生动力明显提升,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3)收入影响单因子解释力有很大差异,且双因子交互作用驱动力均高于单一因子。其中劳动力人数和建档立卡人数交互后影响力最大。(4)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户的收入结构影响显著,不同的收入渠道影响因子各不相同。在收入提升阶段应重点关注贡献程度较高的影响因子。

扶贫资源配置的“内卷化”问题研究:回顾、评价与展望

如何科学配置精准扶贫资源,乃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关键环节。然而,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困境。目前学术界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内卷化"问题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尚未转化为现实的政策生产力。从研究发展趋势来看,未来的研究主要应该在以下五个方面获得突破:一是如何准确识别和预警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内卷化"困境;二是如何正确揭示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内卷化"困境的生成机理;三是如何科学测量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内卷化"的程度和可能引致的社会风险;四是如何从制度层面科学设计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矫正机制;五是如何科学确立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政策调整方向。

论教育扶贫资源配置“内卷化”及改进--以湘西自治州为例

教育扶贫资源配置是在一个结构性环境中展开的,由于参与权悬置化、最大效用遮蔽化、自主地位边缘化,引致了路径依赖,从而内生性地形塑着教育扶贫资源配置的“内卷化”过程。通过供需对接机制、政策沟通机制、激励相容机制、绩效评价机制、赋权机制、纠偏机制和清单制度等,可以建立适情性配置,使其走出“内卷化”困境。湘西自治州以优先保障性需求为导向,通过推行免单教育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确立适宜州情的教育扶贫目标,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适性选择、精准发力,实现了教育扶贫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基于贵州省国定贫困县的实证研究

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主要目标,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影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一个关键变量。文章基于问卷调研数据,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了公共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问题。得到以下结论:①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有待提升。除了经济获得感相对较高外,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获得感、福利获得感和社会获得感相对偏低。②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的配置方式或不同的配置渠道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各个维度的影响不同。其中,"输血式"扶贫资源配置方式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了较大的获得感,而"造血式"扶贫资源配置方式尚未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较大的获得感。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2020年后中国的扶贫开发就必须实现公共性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要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②要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③要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④要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基于治理资源视角的产业扶贫与贫困治理——以陕西省延长县X村为例

精准扶贫政策出台以来,产业扶贫的落地与推进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发挥出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村庄陷入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农民组织化制度供给缺失,参与决策空间小;治理主体变化导致村干部权威被削弱;多元治理主体的"分利问题"等。为此,贫困村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贫困治理"的机制创新:一是健全农民组织化供给制度,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二是打破资源占有主导模式,建立多元主体协商机制;三是完善资源精准对接机制,减少权力干预与分利。

建立需求响应机制 提高扶贫的精准度

基于制度供给与需求理论,论述需求响应机制对于缓解扶贫开发资源不足、提高贫困者及社区的参与程度并真正成为扶贫主体、探索片区扶贫开发与精准扶贫的有效结合、以及提高扶贫开发效率等方面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提议构建农民需求响应型扶贫资源配置制度,其核心是以广大贫困农户及其所在社区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建立起能够回应人民需求的、重心向下的扶贫资源配置机制,从而使广大贫困农户及社区成为农村扶贫开发的现实主体,以此推动农村扶贫开发资源配置的有效度和扶贫的精准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