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奥·威·施莱格尔对启蒙运动功利主义的批判及其悖论——以《启蒙运动批判》为中心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是早期德国浪漫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在《启蒙运动批判》一文中对功利主义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悖论。一方面,他认为启蒙运动所鼓吹的理性多具有实用目的,由于将无法解释之事归为迷信从而使自然世界沦为一部单纯的机器;此外,他还指出功利主义对中世纪荣誉观的侵蚀,在此基础上较为反动地批判了现代社会印刷业的发展,通过维护中世纪构建他心目中反功利的价值观念。但另一方面,通过将艺术自决与人的自为经自由概念连接起来后,施莱格尔又在无功利的基础上建立了浪漫派实现艺术教化的功利目的。在施莱格尔的表述中,无功利性本身又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

废除汉字论说中的批判与启蒙——论“大众语”论争与鲁迅后期思想

本文通过历史还原的方式解读鲁迅在1934年"大众语"论争时期的废除汉字论说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他的后期思想特征。鲁迅并非简单地重复前人自晚清以来便不断倡导的以废除汉字为旨归的激进论说,而是凭此呈现了以"生存""埽荡废物"为基点的批判立场与以"立人""改革进步"为旨归的启蒙诉求。鲁迅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处境下并受到左翼激进思潮影响的论说,深刻地蕴藉着他在对待社会现实与文化改革方面的思想在其后期的演化。

施特劳斯论雅可比的启蒙批判——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理论的缘起探析之一

施特劳斯之现代性理论的形成颇多得益于他对雅可比之启蒙批判的考察。雅可比的启蒙批判不仅使现代性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给施特劳斯,而且他以重建信仰的方式来解答现代启蒙之困境的做法,使得施特劳斯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关注启示宗教以考察现代性的基础。但施特劳斯认为,雅可比的启蒙批判并未能超出启蒙,他仍然是以现代人的身份看待信仰与理性之争。因此,唯有在雅可比所提示的道路上继续推进思考才能超越启蒙,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以人为本视角下的批判性启蒙与人的发展

现代性的困境在于它的悖论:即它在推进理性启蒙、自由、祛魅的同时,又造成了理性主义的独断,使人丧失了自我,带来了人的异化。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树立一个新的原则,建立一个新的方向,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开辟一条新的实践道路,这就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引领下,在批判性启蒙中寻求人的价值回归。

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几点反思

"启蒙辩证法"构成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核心内容,尽管有其深刻与独到之处,但他们把对理性的局限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理性的绝对批判。对启蒙的批判早在启蒙时代即已开始,哈曼与雅各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的怀疑所显出来的思想深度并不亚于"启蒙辩证法;"启蒙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神话,它还具有"综合—分析"的方法论优势,这种优势导致霍布斯与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也并不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背后的科学主义、资本主义工商逻辑的批判如果依托一个混沌不明的价值立场,将无法预言与建构未来。

启蒙性批判的悖反:重读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

《神鞭》《三寸金莲》作为冯骥才突破其创作瓶颈另辟一条新路的“文化试验”的开端与高潮之作,不仅在冯骥才作品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在当代文学史中具有现象性意义,它们虽然在当时被“误读”或批判,却在重回80年代研究中成为典型文本。本文通过重读《神鞭》《三寸金莲》,分析辫子与神鞭的辩证关系,阐释金莲话语悖反性叙事的构成,从启蒙辩证法的角度探讨冯骥才对作为话语的辫子、金莲的接合与改造,他在试图解除二者启蒙负载的同时,在接合表述中呈现了其悖反性的复杂面貌,为重回80年代和重新解读新时期小说提供一个视角。

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再省察——从启蒙批判谈起

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关乎人类的前途命运。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严峻现实,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省人类自身。启蒙批判给予我们探究人与自然矛盾根源的重要向度。启蒙开启了近代理性文明的进程,人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然而,主客二元对立架构下人类中心主义态度的滋生,工具理性单向度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文明观念、基督教上帝决定论、中国哲学的“道法自然”生态理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省察引向全面和深入。最终,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发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为丰富、恰切和深邃的智慧,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感性活动原则之上来诠释和规范人与自然关系,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重要路径。

启蒙批判逻辑和反批判

启蒙批判在启蒙运动爆发时就已经开始了。历史上出现的左右翼启蒙批判者,在逻辑上犯了三个错误：首先是将集权主义错误的归结为启蒙理性;其次是错误的理解了作为启蒙理性基础的进步主义;再次是相对于启蒙运动,启蒙批判更加无益于政治制度的改善。启蒙批判之所以会走上歧途,乃是由于反启蒙的知识分子反对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也就是反对改造世界的积极身份,而宁愿退回到不问世事的消极角色。

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多元性

鲁迅启蒙思想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且成绩斐然,但从美学角度来进行的探讨仍然显得较为粗疏,其实鲁迅启蒙思想包含着科学、情感和批判的多元性内蕴,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关联。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启蒙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作为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的理论表达,已成为经典文本。作为这一文本的效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只不过是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必然会陷入"施为性矛盾",最终会瓦解社会批判的规范基础。

“乡村”之外、“大善”之后及“启蒙”之道——从刘醒龙的三部长篇看其创作之得与失

刘醒龙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中有其鲜明的个性与追求,他在题材上对乡土社会的关注,创作理念上对"高贵"与"大善"的追求,以及在创作方法上对现实主义的坚守等都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然而,偏执地陷入乡村伦理的陷阱而对都市片面的否定,固执地追求文学的"高贵"而回避现实社会的苦难与沉重,以及虽向往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之道却缺少坚实的批判力量等问题又构成刘醒龙创作中的软肋,考察并指出这一点对于刘醒龙乃至整个当代文学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论莫言小说残酷叙事策略的美学效应

鬼童叙事与血腥叙事构成了莫言小说残酷叙事的两大支柱,前者让莫言在时令人毛骨悚然的鬼魅世界讲述中完成了对成人——儿童秩序的拷问和质疑,后者则委婉地承继了批判国民性的传统,完成了对国民性格中嗜血的残酷本质的揭露与批判。

马克思的启蒙批判与当代中国的“新启蒙”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扬弃了启蒙的内在局限、超越了启蒙的传统视域。从思想发展史来看,马克思经历了从继承启蒙到超越启蒙的思想发展,并扬弃了启蒙的精神原则、政治规划与经济规划。马克思所理解的启蒙传统也呈现出三重面相:精神运动、意识形态与物化的经济制度。从问题意识来看,马克思开启了对启蒙主义的"内在批判",揭示了启蒙传统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矛盾:形而上学抽象性质;普遍性与特殊性、个体性与整体性的分裂;资本主义物化形式。当代中国需要的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启蒙"。新启蒙的合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启蒙应当是扬弃"西化教条"和"复古教条"的启蒙。在新启蒙中,尤其要处理好"个体启蒙"与"公共启蒙"、"市场启蒙"与"社会启蒙"的关系,规避"资本启蒙",推进"人民启蒙"。

二十世纪末中国当代美术行程(1978-1999)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当代美术,在继承与创新、接受与批判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七十年代末的“伤痕与反思”的美术思潮开始,到八十年代美术上的“启蒙与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的掀起,再到九十年代美术的多元格局形成。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在发展自身传统的同时又超越自身;接受西方的影响又超越西方影响,形成了新的创作追求,从单一艺术模式演化成为多元价值取向、多元格局的模式。呈现了千姿百态的景观,从而预示新世纪中国美术正向着现代多元并存和谐美的精神维度延伸。

论克里斯蒂娃的“世界主义”探索

作为以互文理论崛起于国际学界的老一辈学者克里斯蒂娃,其批评理论的发展脉络未得到深入的探讨。1990年代克里斯蒂娃经历了从早期侧重文本理论到直接介入现实政治的国际议题,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版的一系列著述中,她密集探讨陌生人的身份归属问题及由之延伸的国际政治议题,并将之与共同体、好客、宽容等概念相连结,构筑起一种善待异质他性的论述。以这种论述为基础,克里斯蒂娃聚焦于全球跨疆界文化流动中所蕴含的矛盾空间与内在差异,旨在挖掘善待他者中的政治维度,积极回应全球政治时局的关切,寄望建立一种"过程中的国家",探求另一番全球化图景。

继承与超越——评红柯的新历史小说《阿斗》

《阿斗》是一部近似鲁迅《故事新编》的历史叙事类文本,它对三国历史别具一格的重写,与《故事新编》对传统"故事"的"新"说如出一辙,反映了不同时代作家对"历史"共同的思考与理解。然而,由于时代背景、文化语境和个性气质的差异,两者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并体现出不同的叙述风格。同时,《故事新编》是启蒙精神对传统思想的全盘否定,而《阿斗》则是对传统与启蒙的双重批判与继承,主张用道家自然主义精神疗治启蒙的"现代性"弊病。

以“鬼”写人——周作人1945年前写鬼类散文探微

周作人写鬼类的散文按时间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18-1929为第一阶段,1929-1944为第二阶段,1949-1967为第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周作人笔下的鬼有着不同的意义,其价值取向,审美观,行文风格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人"的思想一以贯之,周作人通过写鬼来关照人,表达他"立人"的思想。这些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持之以恒的关怀是解读周作人写鬼类散文的密匙。本文主要探讨周作人前两阶段的写鬼类散文。

启蒙批判与自我伦理

福柯研究如火如荼,但他与施蒂纳的思想关联尚未得到重视。如果说福柯的主题是宣告启蒙以来的“人之死”,并在“真理-权力”的框架中重思主体问题,那么施蒂纳无疑是他的先声和同道,他们分享了类似的关键词:人、真理、权力、自我。

探析路翎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20世纪40年代,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路翎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觉沿着“五四”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前进,坚定地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文学传统。本文主要以路翎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为例分析路翎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从重申“五四”文学启蒙与批判的主题、塑造具有“原始生命强力”的“新人”以及坚持欧化语言风格这三个方面来探析。研究路翎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看到“五四”文学传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让我们对于路翎创作的文学价值与意义有了重新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