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史研究中的批判吸收问题

近年来,心理学工作者们在心理学史的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对一些资产阶级派别和代表人物的评价以及对我国古代心理学家思想的整理。这些工作都是有成绩,有价值的。在所有这些研究中,都涉及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对心理学发展史中那些思想遗产进行批评吸收的问题。这一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对它的明确而深刻的认识,必将会引导我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更加有效地进行并取得更好的成绩。笔者在学习心理学史中,在这一问题上有些肤浅的体会,以就教于研究心理学史的前辈和同志们。

以文为本 批判吸收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语文教学的理念也在不断更新。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质疑思维,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促进他们语文能力长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小学生的阅读特点,推动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对于某种事物、现象和主张发现问题所在,同时根据自身的思考逻辑地做出主张的思考。”（钟启泉语）。本文中笔者赘述了在此方面的点滴体会，以飨读者。

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基于本土化批判吸收的西学东渐

尽管中国人很早就有记述和评价货币金融现象的传统,但金融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或者学科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第一次西学东渐延续百余年,经历从引进、消化到初创的黄金时期,奠定了现代金融学在中国的最初基础。第二次西学东渐时间不长,短短二十余年间模仿苏联做法,折射出当时特殊体制选择对货币金融学科的深刻影响。第三次西学东渐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与中国经济金融的迅速崛起,经过从一开始引进欧美之学到随后与国内传统货币银行学产生冲突磨合的曲折过程,国内金融学体系渐趋成熟。在三次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的本土化努力贯穿始终。进入新世纪,中国金融故事逐渐引起全球瞩目,金融学的本土化或者中国特色金融学的创新发展迎来新机遇与新挑战。

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基于本土化批判吸收的西学东渐

本文对近代以来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做了力所能及的梳理,结果发现,这基本上是一段国人搬运、模仿和传播西方所谓主流金融学范式以及知识体系的历史。经历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在近代以降国力衰微和变法图强的背景之下,源于欧美(包括苏联)货币金融实践的理论范式以及知识体系逐步成为主流,而原生于本土实践的货币金融思想则遭受疏离与冷落。

可供批判吸收的剥削阶级法

社会主义法律可以从剥削阶级法律中批判吸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剥削阶级法律中某些带有民主性、进步性的因素。剥削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在立法时作出了某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条款。如资产阶级法律中有关保障公民民主自由,改善群众生活福利等条款。虽然本质仍是剥削阶级意志的反映,但它们毕竟是劳动人民斗争的成果,带有民主的因素。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重大命题立即引起了理论界极大的震动和浓厚的兴趣。我们谨从十六大召开至2003年6月ro日这半年多的时间作取样期,从我国公开发行的专业期刊论文数据中检索出与这一主题相关的论文即有216篇,而其中“建设政治文明中的政党制度”分主题,2001年来有关论文亦有38篇。这批论文中既有基本概念的诊释和探究,又有联系当前我国社会政治文明现状的分析;既有历史的回顾,亦有国际上政党制度发展的资料和文献综述。本期围绕这个主题,刊出两篇论文摘要,今后,还将陆续围绕统一战线的热点专题向大家提供有关信息和论文摘要,以飨读者。

必须在文化领域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

怎样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的争论。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文化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戊戌变法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把西方的制度、文化观念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援外以入中”。激进派则开“全盘西化”的先河。他们把中国文化一律判为惰性罪而全盘否定,说什么中国“若于毅然自立于亚洲之间,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

协助郭化若将军修订《孙子今译·代序》始末

郭化若将军是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孙子今译》是其代表学术著作之一。遵照毛泽东主席“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的指示,1973年,郭化若将军着手进行《孙子今译》及其序言的修订工作,吴如嵩等三人受军事科学院委派协助完成该项工作,至1977年该书修订本出版。吴如嵩先生深情回忆了自己参与修订工作的始末、其与郭化若将军的日常交流,并介绍了郭将军对孙武姓源与故里、《孙子兵法》研究中“古人现代化”与“批判吸收”等问题的见解。这既有助于体悟和传承前辈学人求真务实的为学精神,又有利于推动《孙子兵法》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于心理学中的批判和吸取问题

应如何对待传统心理学和外国心理学,是当前心理学工作革命化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国心理学界长期以来争论未决的问题。十多年来,我国心理学在这个问题上左右摇摆,走了不少弯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一切外国的文化,“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中国传播学界需要学术寻根

人类要追根问祖，学术要寻根探源。深陷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主义漩涡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要想不迷失自我、丢失主体，就必须通过学术寻根，正本清源，强根固体，立足本土，在广泛吸收国内外传播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真正实现“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16字方针。

西方管理心理学人性假设理论的合理内核及其启示

我国现行的管理心理学理论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吸收了西方管理心理学思想,因此,如何吸收西方管理心理学思想中为我有用的合理内核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拟从西方管理心理思想的理论流派和有分析、有批判的吸收两个维度来研究西方管理心理思想。

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

文章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引进、吸收、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先进成果和当代西方市场经济运作的有益经验,但必须理性地对待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在批判“拿来主义”的全面吸收论的同时,也必须反对将西方经济学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妖魔化,进而全盘否定的观点。最后本文提出了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科学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应采取的科学态度及若干基本原则。

学习《蒙学基础》应注意的问题

为继承文化传统,青少年应了解蒙学常识。学习时应认识传统与现代、文化安全与文化开放、文化传承与文化多元的关系,了解一点蒙学常识,批判地吸收,把握中国蒙学生存的社会条件。

中国近现代变革中的西方哲学

回顾中外哲学、文化交流历史 ,我们看到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的漫长过程中 ,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共和、科学等这些反映西方工业文明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 ,人文主义、科学主义两大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许多哲学观念 ,对我们的观念更新、社会变革起着催化促进作用。尤其是传入中国的一种先进的现代西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把一个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日益繁荣倡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观今鉴古 ,今日中国要发展、要富强 ,既要宏扬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又要坚持改革开放 ,扩大中外哲学文化交流 ,批判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家长期规划的各国实践及启示

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制度优势和发展经验,也是国际惯常做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指导性作用,以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作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学习借鉴、批判吸收规划编制的国际经验,科学谋划发展战略,高质量制定"十四五"发展规划,有利于保持国家战略的连续性稳定性,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的顶层设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比较研究

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研究,是西方在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吸收中发展起来的。事实上,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及我国民主现实有许多契合之处,本文通过阐述协商民主的内涵,回顾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发展,分析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对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了比较，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总结出几点启示。

企业人本思想浅论

本文所写的内容是企业中的人,是人在企业中的地位,是企业与人的关系。一、企业人本思想的内涵企业管理中以人为本已成为人人皆知的东西,但它的内涵是什么却很少有人去系统地研究过。为了推动我国企业管理的进步,为了能正确地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人本思想的内涵做理论上的阐述。所谓企业人本思想的内涵,可以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人的积极性。

马克思与其前人的贸易思想研究

本文通过考察马克思对其前人贸易思想的评述与继承、发展 ,不仅为中国的贸易开放与全球化进程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持 ,也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前人知识的科学态度 ,提倡客观、理智的对待马克思主义。

新古典主义的三整一律

新古典主义三整一律,简称“三一律”。所谓“三整一”,即时间整一,剧中的时间不能超过24小时;地点整一,故事要始终发生在同一个地点;情节整一,情节必须集中统一。这是新古典主义戏剧的基本规则之一。关于三整一律的产生、形成和利弊得失,历来存在不同的意见,至今尚无统一的看法。本文拟就下列几个方面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一、马克思关于“三一律”的论述,是理解三整一律的指导线索关于新古典主义三整一律的形成问题,马克思于1861年7月22日,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一封信里,有过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