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巴赫金语言哲学的构建逻辑之比较——以形式主义批判为线索

形式主义批判是马克思与巴赫金语言哲学的重要立场,但二者的论证逻辑却有着本质区别。巴赫金将话语意义建构的决定因素归为对话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其理论的本质是以人本主义价值立场构建某种语言学主张,但这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所客观发生的语言形式化问题。马克思则聚焦于社会历史现实,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下的语言形式化现象及其对现实生产关系的掩盖。不同于巴赫金从主观的价值批判出发并致力于树立某种语言学主张,马克思的语言哲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内核,一方面揭示了语言形式化的社会关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打破意识形态里的语言形式化为我们提供一条从话语批判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展现出显著的现实批判意义。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视野中价值形式批判的限度——以亚瑟“新辩证法”为中心的分析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即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深刻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辩证法。其中,社会形式对物质内容的支配性,并不能归结为一种物质内容向社会形式的“完全化约性”,不能抹杀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历史的非同一性、差异性,更不能消解物质内容作为历史前提对社会形式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变革性作用。以亚瑟为代表的价值形式批判由于根植于“现实趋近于概念”的资本主义现实抽象,因而有其客观的社会存在前提和科学合理之处。然而,由于价值形式范畴的自身泛化、过分拔高和思辨抽象化、对社会形式的逻辑位置的取代,进而对物质内容的能动性和革命性的遮蔽,使得价值形式批判在力图重新奠基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时暴露出了深刻的局限性。

“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批判—解构”型话语形式——青年鲁迅的精神建构之一

青年鲁迅对“摩罗”精神的呼吁乃是对一种“反叛抗世”型生命存在范式的摄取,鲁迅冀望以这一生命范式去建立起自我生命与现实世界的创造性联系,去创造自我生命存在的独立价值。青年鲁迅所向往的“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正是被儒家正统文化长期压抑的“异质”生命力量。与“反叛抗世”的生命范式相联,青年鲁迅拥有一种藉“批判解构”而“肯定建构”的话语形式,而发现青年鲁迅的这一话语形式其意义在于:它启示我们在研究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时,应当透过他的“批判解构”话语而发现其背后蕴含的理想建构。

毛泽东形式主义批判理论探析

毛泽东的形式主义批判理论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之后几个阶段,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具有浓厚的革命性、阶级性意味,注重立场性和策略性的有机结合。在实践中指导党的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围绕实际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种方法论。

五经文本的来源——从底本假说到形式批判

对五经文本的研究显示出现代圣经研究方法逐步发展的过程。本文首先梳理五经研究的历史发展,主要关注由威尔豪森及其学派所建立的底本假说,到古克尔对形式批判方法的论说与运用。其次,文章试图阐明,尽管圣经研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新方法及新理论的转向,不过文本来源仍然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换句话说,研究的议题并没有改变,扩展开的是对文本来源概念的理解。在底本假说中,文本的来源局限于假设的不同源本中,而后的研究拓展了对来源的理解,尝试从文本形成以前的口头传统及社会历史处境中寻找文本的源头。

“文革”初期“造反派”对《科研十四条》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对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宪法"的《科研十四条》开展了群众性的大批判。依据相关资料,对批判情况作了系统的考察。认为,《科研十四条》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是它明显不符合"文革"文件的要求,以及得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充分肯定;"造反派"采取的批判形式是"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所依据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肃清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科技界的"流毒",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错误批判,是对国家科技政策的极大破坏。

建筑形式观的主体性思考

在当前的建筑形式研究中,形式美法则的研究几乎替代了形式观念的研究。建筑不仅仅是物质固化的存在,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主体对象化的存在。我们可以从美学的历史中找寻建筑形式的主体特征。在建筑形式观念确立的研究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主体因素,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建筑形式观的主体性思考,以及对其基本发展线索的梳理,整理研究其发生、发展规律和组成要素、基本特征等,对于我们分析、释读历史和当下的建筑现象,进而确立与之相适应的设计方法论有着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

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首先从总体上对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进行了深入批判,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接下来,马克思又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它进行了进一步论证,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肯定了它抓住劳动的本质,把人理解为一个自我诞生的过程;然后又批判了它所理解的异化和扬弃都只是在抽象的思维领域内的运动,它整个都禁锢在封闭的体系中,因而体现的只是抽象精神与抽象历史的"非批判"的运动。

实践理性抑或象征理性--萨林斯对形式主义知识体系的解构与反思

萨林斯从象征理性层面,对形式主义知识传统进行了全面解构,形成了文化理性制约经济实践、物质实践由文化构成的著名命题。萨林斯批判了功利主义人性论,探讨了西方人性中关于"罪恶"、"利己"和"需求"等观念的道德根源,认为这种人性观是西方宗教宇宙观在现代社会的复归。最后,他基于对部落民族经济社会关系实践逻辑的考察,驳斥了经济理性、理性选择、理性人等抽象观念,赋予了人类经济行为以坚实的文化基础。但由于过度强调文化因素,萨林斯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困境,他忽视了多种文明形态中人类经济社会行为逻辑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观念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观念总体上诉诸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论证社会主义的致思路径,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反思性参照。但是,劳动价值论的形式批判只能使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规划走向“空想主义”,不能将社会主义引向科学。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认知出发,在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语境中批判超越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观念,这是走出当代西方某些学者关于马克思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观念两者关系认识误区的关键辨识。

价值形式批判、否定性革命主体与后共产主义研究——“开放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当代发展

"开放马克思主义"起初作为一面理论旗帜,目的在于重新集结不同思想传统的英国左派知识分子来抵御苏联解体所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而借助90年代阿多诺思想在欧洲的重新发现,他们最终建立起自身的理论范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理论力量。新世纪以来,其主要成员从不同理论向度展开了自己的研究。维尔纳·博内菲尔德延续了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对价值形式问题的关注,力图厘清马克思与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关系;约翰·霍洛维拓展了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阶级理论内涵,构建了一种否定性革命主体理论;西蒙·克拉克则关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在大量实证考察基础之上完成了自己的后共产主义研究。

修辭與數術:《淮南子》的文本構成

歷史批判的方法在中國古典文獻研读中逐步佔據主導地位,使得微觀層面的文本分析成爲主流。因此,在古典文獻研究中,能否識别文本構成形式規律的問題常常被忽視,或被認爲是無關緊要的。本文通過研究中國數字象徵主義和“環狀文本結構”的主導規則,試圖揭示《淮南子》如何反映“道”與“王”的“圓形構成”。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费尔巴哈哲学局限性的明确指认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公开批判集中发生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是学界公认的一个理论事实。但是,该提纲尤其是提纲的第一条绝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它的理论源头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集中体现于“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体现于该批判部分所制定的“感性活动”概念。这也是学界,至少是学界大部分学者公认的一个理论事实。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从“感性活动”到“实践”的思想过渡和理论进展,似乎仍不足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建立起直接的思想关联。如果我们能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局限性的直接判断和明确指认,并依据文本逻辑完整呈现出它与“感性活动”概念制定之间的思想历程,那么,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走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通道必将获得直接性而非推断性呈现。同时,它也将有力地证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阐释方案是站不住脚的。

兼容史论与文论的人文审视——德·利哈乔夫文艺思想论要

利哈乔夫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和文化史界的大学者,其《古俄罗斯文学诗学》被视为俄语文学研究经典,人文视野十分宽广。他虽不是文论家,但在俄罗斯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化问题研究中,却大量涉及"知识分子特性"、"文化性"、形式主义、现实主义等人文理论问题。他将"知识分子特性"理解为人应该具备的理想的人文伦理状态;他所理解的"文化性"提倡在人与自然等量齐观的语境中审视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伴共生的一种大人文伦理秩序;他从"长远的时间"出发以文学史实批驳形式文论的"陌生化",强调现实主义与"历史感悟性"及人道主义的紧密相连。利哈乔夫既坚守俄罗斯人文学科的优秀传统,又不失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他能够把历史主义的学科传统和现代人文前沿观念有机融合,以文史兼容的方法推进文艺思想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