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批判与非压抑性文明的重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压抑性文明观及其当代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从哲学文化和现实维度揭示了技术理性盛行的根源及其后果,同时也揭示了由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不正义,使得科学技术成为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最终导致人们处于总体异化和受支配的生存状态,因此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属于压抑性文明。而强调只有重新摆正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或者通过培育工人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或者通过艺术审美和爱的培育,恢复人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才能克服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所建立的非压抑性文明,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和对非压抑性文明的探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悖论的分析,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与社会效应问题的探索,在技术理性和算法盛行的现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算法理性批判:非创造性的人工智能艺术

创造力是人类思维形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以直觉、想象力、反思性为先决条件,同时需要判断力的参与。创造力使数学和算法思维成为可能,它本身却不能被数学化或算法化。创造性的人工智能尚未实现,现有的计算艺术和人工智能的“创造”行为只是对“新颖性”的数学模拟。要实现创造性的人工智能,最重要的不是创造冲动是否可以用数学方法模拟,而是创造性的差异能否引发“跃升”。这种“跃升”与反思性和发现诗学都有关联。

《纯粹理性批判》的前夜——康德“十年沉寂”考

康德在1770至1781年“十年沉寂”期间,除了发表3篇小文章之外没有任何重要作品问世,原因是此时的他正在筹划、写作《纯粹理性批判》。关于这一历史事实,人们没有大的争议。不过,对于他何以要在这一时段写作第一批判,以及如何写作第一批判的问题,后世学者鲜有论及。虽然亦有康德传记作家翔实记录过他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生活琐事,但对其哲学义理与理论演化的分辨梳理并不多见。然而,这一时段的积淀对康德思想形成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借助对康德在这一时期的往来书信、思想札记等材料的考证,人们不难发现:他在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以及宗教学说等方面的思考,不仅直接塑造了第一批判的理论架构和基本内容,还间接影响到了批判哲学时期的诸多作品。

批判与建构: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

安德烈·高兹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对建设生态社会有着重要作用。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深刻阐述了处于经济理性支配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提出破除经济理性、建立生态理性的主张和“更少但是更好”的理念,并认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最佳路径就是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制度。

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思想探析

对技术和理性予以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课题。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始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理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下的发达工业社会危机,马克思、卢卡奇、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等思想家的相关理论为其提供思想启发。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建构表现为从技术理性统治下的社会异化现实出发,将批判指向技术理性上升为统治理性,进一步探寻如何克服技术理性异化。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其合理性内核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三体》的技术理性批判与文明新启蒙

当今世界正处于科技爆炸、元宇宙来临的年代,破除面对未知技术的非理性恐慌,重启科学与人文的理性对话,至关重要。科幻小说《三体》以技术为尺度构建宇宙伦理,将人类未来纳入宇宙存亡的想象性视野,在“硬科幻”创作中勾勒出人与技术互融共生的发展轨迹。它通过程心与维德的对抗,暗示技术理性批判的核心矛盾在于“技术”与“人文”的博弈;它以罗辑、章北海两位主角面对末日危机的个人选择,证明在技术时代坚守内心领地的重要性。《三体》的零度叙事和技术理性思辨,适应现代“人-代具”互融共生的现状,与斯蒂格勒的技术理性批判形成跨文化共振,有利于提升当代民众的科学素养,为新时代的文明启蒙提供可能路径。

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

文章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 :技术理性批判浪潮的兴起及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关系 ;技术悲观主义的本质所在 ;技术悲观主义对我国现代化的启示。

对中国“官文化”的理性批判

“官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的反现代性使之对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尤其是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巨大的文化破坏力,因此,从根本上剖析和肃清官文化乃是先进文化建设成败之重要环节。作为现代政治理念,“三个代表”无论在科学性、还是在价值性上,不仅与传统官本位文化是根本对立的,而且对之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蕴。

新时期规划编制类型的多样化态势及成因——暨“工具理性”及“理性批判”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规划实践中,法定规划体系逐步完善,非法定规划也不断涌现,规划编制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态势。这种状态与政府发展观、制度和政策,以及经济增长、民生需求等密切相关。规划在空间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工具性"需求日趋增强,客观上促进了规划行业的蓬勃发展。但规划的"工具理性"并不必然导致规划"价值理性"的实现。因而,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城乡规划,既要体现规划的"工具理性",更要追寻"价值理性";由此就必须鼓励和容忍"理性批判"。

体育学纯粹理性批判

宏观审视改革开放30年体育学发展状况,提出学术单维空间主导体育学科发展论断,潜在隐患在于"背书匠"文化的盛行,分析"背书匠"的角色扮演、分类、行事逻辑和可能导致的危机。当下体育学理论思考的广度、维度和力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预示体育专业社会领域处于一个二维空间转换的世界,它为纯理论、纯理论与实践提供实在的机遇。从休闲本质——"自由时间"和"心无羁绊"的视域,阐述纯粹理论的自由遐思和自然秩序法则,提倡体育学致力于纯理论进程,坚持体育实践的核心地位(体育实践本身即是理论真实的反映),旨在探索和维护体育学科发展的正当性与合法化,沿着正确的轨道并更好的前瞻未来。

理性主体与理性批判: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集中体现为理性的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不仅是科学知识与认知真理的确定性基础,也是现代意识的源头。然而,由反思哲学所确立起来的理性主体,不仅在自我关涉与自我捍卫中表现为与"他者"的对立与分裂,同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又在自身的确定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中,展现出一种自我绝对化的趋势而蜕变为一种理性神话。因此,理性推动了自身定位,同时也迎来了自身否定的辩证法。

试析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道德理性

纯粹理性的批判,不仅探讨感性、知性和理性,而且探讨人类追求幸福的希望,探讨人和人类社会的道德理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从逻辑、认识论、本体论三方面界定理性概念的意义,突出理性作为人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指出理性的主要目的在于道德。道德理性并不仅是作为知识理性存在,而是在价值评判上彰显了价值理性,又在人生目的上指向幸福。

话语真实:走向理性批判的门槛———兼论教育学话语失真及其改造

理性批判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话语是理性批判得以展开的场域,而话语真实是开展理性批判的必要前提。审视当前的教育之“说”,依然存在话语失真的现象,表现为教育学话语的范式化、教育学话语的意识形态化和为批判而批判。回归教育学话语的真实,就是要坚持话语的问题导向、坚持对话与交流的话语秩序、坚持话语的理智诚实和真理标准。

试论技术理性及其批判

技术理性是人类理性的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批判是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批判,而不是对它的一般批判,更不是对其简单否定或抛弃。准确把握技术理性必须辩证地理解技术实践的二重性特征,应把技术理性与其构成要素区别开来,其完善与建构应在技术与人文和道德的互动中展开。

教育科学的研究范式——批判理性主义的视角

以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分界原则和反归纳法为出发点,从目标、语言表达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分析了教育科学与传统教育学的区别,进而确认了教育科学的经验科学性质。从而说明教育现象和进行教育理论批判的图式。

理性批判与人的启蒙——重读康德哲学的当代意义

当代的理性危机呼唤着对理性批判的理性态度。在康德所展开的理性批判中,人的问题是核心问题。通过理性的批判而实现对人的启蒙,正是康德哲学的中心命意。在理性批判中所敞开的人的主体性和有限性的价值理念,是康德哲学遗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遗产。理性地对待理性自身,在直面人的有限性的前提下确认人的主体性,领悟人的存在的意义,敞开真实的人本身,应当成为当代理性的自觉意识。在人仍然成为"问题"的当代,人的存在仍然需要理性的启蒙。

技术理性批判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技术理性批判并不否定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只是要求人们认清现代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积极合理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克服其由于不合理应用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走出由技术异化造成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困境。这一理念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双重和谐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当代批判性思维理论的理性观--一个批判理性主义的视角

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和教育，自上个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以来，其价值越来越受到认可和重视。不过，它自身又存在着多流派、多层次、多领域和多方向的复杂、松散的现象，对理解和把握它的本质和发展构成了困难，也影响了人们的研究和教学的开展。所以，理解批判性思维的共同根本原则和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理解批判性思维中的理性和合理性的观念，特别是研究它们与科学哲学中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异同，是我们理解把握其本质的一个窗户，从而让我们透视批判性思维的历史继承和独特性质。

康德批判哲学的“直观”与“直觉”解读--基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文本分析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在表示“直观”相关的意思时,使用了两种不同表达,即“Anschauung”和“intuitiv”,部分学者在理解上将二者理解为同义,即“intuitiv”作为“Anschauung”的形容词形式,表示“直观的”。从历史思想逻辑角度,并结合文本和词源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直观(Anschauung)”与“直觉的(intuitiv)”是有明确的区别和指向的,前者指代先验哲学的“感性直观”,后者指向未经批判的近代认识论的“理智直观”。只有在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中,康德的“直观”概念的思想内涵才能得以理解,从而才能更清晰、更深刻地把握康德批判哲学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