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科学”:马尔科维奇的历史唯物主义观评析

作为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主要代表之一,马尔科维奇深刻批判了当代以来两种分裂式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取向,即"实证化"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单向度地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维度,并强调通过"回到真实的马克思"来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是一种独特的"批判的科学"。以此为基础,马尔科维奇尝试性地探讨了实现当代社会的彻底的人道化的可能性问题。马尔科维奇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阐释无疑具有许多可取的积极面,但由于其对青年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的过度依赖,以致将历史唯物主义固有的"内在批判"维度以一种激进的话语方式转变成了一种"外在批判",从而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批判的社会主义”——重思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康德坐标

伯恩施坦以康德哲学作为坐标,一方面批判“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科学”;另一方面论证了“批判的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成为“批判的科学”。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固然较为深刻地批判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中的“空谈”与“推搪”倾向,但是,他既错失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体精神,也没有真正理解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地位与意义,因此,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并不成功。重新反思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康德哲学”坐标及其教训,对于深入“马克思主义与正义”的关系论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

科学的批判精神是《资本论》的一种固有本质属性,这是由它的创作者马克思本人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其总的立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在它的各个方面,使《资本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具体范畴、基本原理、逻辑结构各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因而,辩证法所具有的那种"批判的和革命的"品质就成了《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它的"下册",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具有同一个基因与同一个本质。今天研究《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正好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续接红色基因,传承革命品质,起到强根固本的作用。

《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

善读善用《资本论》,同时也要善于进行中华转化;注意从中发掘中国元素,以开放的态度统一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创造新的工作境界和新的理解境界——"国学马克思主义"。一句话,没有民族内涵和工作体式作为支撑,任何门类或流派的经济学都将不可避免地沦为理论空壳,免除不了成为一堆逻辑的空壳。这是现代语境中"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必然要求。从严格意义上看,《资本论》是"12部史":转化史Ⅰ、转化史Ⅱ、资本生产史;运动史Ⅰ、运动史Ⅱ、资本流通史;生活史Ⅰ、生活史Ⅱ、资本积累史;范畴史Ⅰ、范畴史Ⅱ、资本批判史。表明马克思的航程乃是"历史"到"逻辑",再到"历史"。它的内在的方法、逻辑和工作话语是"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这是中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我的辩证方法"工作语境,由此,我们可以在历史探究方面合并叙述"农业史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和"工业史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资本的生产过程》可以说明为现象发生学的"逻辑";《资本的流通过程》可以说明为系统发生学的"逻辑";《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可以说明为现象发生学的"逻辑";《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明为现象发生学的"逻辑"。其首篇则是对以上逻辑的一个"导引"以及"总括"。将历史发展过程说明为由这些"史"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规定所构筑,乃是升华了《资本论》的工作逻辑。这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和行动主义,自然是对"结构主义"、"科学主义"、"形式主义"的最大反动。进一步又可以说,《道德经》和《资本论》的"研究同构"乃是确立了社会科学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