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批评文学”与“文学批评”之间——韩子勇文学批评述略

韩子勇文学批评的最突出特点是他以极富光泽与个性色彩的文字，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主从关系，他的写作身份一直游移在评论家和散文家之间。在其获得赞誉颇多的专著《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中，他以文化批评的视角，运用了大量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方法，建构起一个自成一统又文采斐然的文学意义上的西部时空，并以与当代主流文坛前沿相接轨的才识，高屋建瓴地发掘出西部文学创作的危机与潜力。

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

人们常常谈论文学批评,却绝少提起批评文学。仿佛批评生来只配与“理论”作伴,而与“文学”无缘。其实,这不是误解,而是疏忽。如果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那么,文学批评若缺少文学色彩,也会传之不广,或广而无力。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文学批评若只有逻辑力量而没有形象力量,充其量也只能说服人,不能感染打动人;

明清时期的贵州戏剧批评文学

对明清时期的贵州戏剧批评文学史料进行首次发掘、梳理、辨析和评说 ,描绘这一时期贵州戏剧批评文学萌生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贵州戏剧活动的历史面貌 ,指出明代已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戏曲有益风化”的理论主张。清代的戏剧批评文学在继承明代“剧评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对戏剧美学等诸多理论问题也有所涉及。由此可见 ,明清时期的贵州戏剧批评文学是颇有实绩的。

倒退着前进——新媒体时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与嬗变

在当下文坛,“批评”的用法逐渐被“评论”替代,消除了可能由“顾名思义”产生的价值判断色彩。不管这种替代是意味着文学生态意义上的平和或犬儒,还是呈现了更为学理化、客观化的知识生产,“批评”的本义正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而“新媒体”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提出后。

文学的正信——刘欣玥文学批评印象

2009年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中国人民大学没有专职辅导员,每个新入职的教师都要做班主任,我当时因为年轻,被安排做了刚入校的2009级本科生的班主任,欣玥就是这个班的学生。我那时对班级的管理完全采取“自治”的态度,大学四年好像就开过一次像模像样的班会。

新现场的对话:朝向数字空间的文学批评生态

当我们今天提起“浏览”,紧随其后的目光往往不是移向叙述凝固瞬间的书页,而是接入充满动态时间经验的网页,选择“打开”的也不是封闭的线性叙事文本,而是通向链接着无限复合空间的超文本,尽管它们的命名暗示着相互之间有着切近的关联,却潜藏着基于数字性的深刻区隔。

文学批评是创造也是对话——丁琪教授访谈录

——丁琪教授访谈录林 栋 丁 琪(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第一部分 批评家的个人成长林栋(以下简称林):与一位学者对话,近旁及远方的听众难免好奇她如何与这门学问结缘。不过这次我想换个问法:中国当代文学在当年丁琪同学眼中和当下丁琪教授眼中,分别是什么形象,又有怎样的不同?丁琪(以下简称丁):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正是新世纪初期,二十多岁踏入一个现实感很强的年轻学科,面对蓬勃芜杂的当代文学很容易产生“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

文学批评标准中国范式之刍议

文学批评的内涵是批评者基于个人的前经验对文本进行体验性理解,基于自身的理论素养,对文本中的价值、意义进行识别和判断的过程。它作为运动性美学活动和批判性反思活动,对文艺创作具有指引和疏导的作用。在整体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中国文学批评标准有其独特范式,同时也处于有待建立和完善的重要阶段。文学批评的中国范式首先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长期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占据着现代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现当代文艺理论思想略显黯淡。

传统与文本喻指:亨利·盖茨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的理论视角

鉴于黑人在美国的特殊经历,美国非裔文学批评无论将视角聚焦于传统还是文本都会引起较大争议,而亨利·盖茨的批评理论却始终围绕两者展开。一方面,他追溯黑人土语传统,确立非裔文本的语言喻指与非洲传统的关系;另一方面,他通过“喻指”和“表意”之间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关系命名非裔文学理论,试图消解非裔文本与西方传统的对立。同时,在“保护传统的完整性”名义下,盖茨克服了把非裔文本隔离于当代批评理论大环境的片面做法。对传统与文本喻指以及两者关系的强调表明盖茨的美国非裔文学理论兼具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特征。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问题研究

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方法论变革是一种重要的批评现象。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其形成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其时,文学批评生态被改造,文学批评话语及话语体系有了新的建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在根本意义上是新时期之初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理念变化的基本体现,它实现了批评方法从一元到多元的深刻变革,彰显出一种时代性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品格,其与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协和一致,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体性等现代性价值诉求。这一变革有力地冲击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批评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并为当下文学批评理论探索包括文学批评主体性建设、批评话语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及文学批评学科意识的持续增强等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文学性”与文学批评美学范式的重建

“文学性”不断成为文学批评活动中的热点话题,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当下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呈现出理论批评界对社会问题、学术问题、文学问题的重大关切。如何在新的文学批评范式下建构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依然是讨论的焦点。从“重写文学史”到“文学性”问题的讨论,表现出因为文学性的缺失或非文学性因素的增强而引发的焦虑,与此同时,相关文学理论或批评方法诸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等的引入,但往往出现与其问题讨论初衷不尽一致的现象。因此,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重建文学批评话语及其美学范式,是“文学性”问题讨论的重要目标,如何回到文学常识,在价值重构中重建文学性,是一个需要直面并回答的问题。

论陈寅恪“了解之同情”在文学批评中的意义和限度

将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合理应用于文学批评,有益于以“考据”与“移情”兼重的姿态,正视文学现象的历史性品格、开显文学批评应有之“作者”视角,为思考“文本含义”的特征、思考文学评价的多元可能提供有益启示。该说在文学批评中的限度主要表现为:泥于历史主义思维模式,窄化有关创作真相的诠释空间;执着于还原创作真相,对文学现象其他要素关注不够;在衡量文学批评的水准时,时常体现出“作者中心主义”立场,部分结论有独断之嫌。进入文学批评的“了解之同情”,应保持对文学现象“审美性”的合理理解,在关注作者问题的同时,形成对单一批评视角的超越。

AI文学的批评:路径、范式与重点

AI文学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以人类已有的文学形式为样板,通过算法自动生成的数字文本,其本质是算法文学。在通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AI文学的生成是人与智能机器交互合作完成的。随着智能水平提升,AI逐渐由辅助性工具向智能主体演变。面对新的文学现象,简单套用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会导致方法失灵和理论失效,但传统文学批评坐标系关注作品、世界、艺术家、欣赏者四个要素及其之间关系的思路为AI文学的批评提供了方法取径的启示。将“艺术家”置换为“人机创作共同体”,可建构AI文学批评的坐标系图式。AI文学的批评实践仍需坚持以文本为中心,从文本出发,重点关注“人机创作共同体”中人与智能体的关系,由文本批评深入到算法批评,拓展到关系批评,并以反身批评反思人的文学,推动AI文学与人的文学共同繁荣发展。

文学批评的知识化、艺术化与美育功能的实现

“文学批评的知识化”主要指批评主体以概念、范畴和相关理论体系为主要工具,以文学认知为最高目的的批评趋向及其特征。“文学批评的艺术化”则强调以文艺创作的形式呈现人的生命体验与内在激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性传统经由现代学术的改造,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而理想的现代诗性批评范式,为作为美育的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具体可能性。重建文学批评的表达方式、批评指向及其有效性问题,在于通过反思文学批评的知识化维度,在新的操作平台上重建文学批评的艺术化之维,在此基础上发挥其作为美育的制度化保障及其“以美化人”的美育功能。

卞之琳文学批评论绎

卞之琳的文学批评与其诗歌、翻译和学术研究相互映照,共同构成其丰富的文学世界。他的批评一反其诗歌克制、沉思风格,凸显强烈的批评主体性,是真正的“个人的抒情”。他的批评既是对自己生命体验的捡拾,更是对自我和历史命运的深刻感受。个人“小史”与现代文学“大史”汇融,“归入史乘”是其价值型构。他的批评具有艺术自觉,重视语言,体现了对汉语内在规律及白话新诗格律的理性思考;文体多样,回忆体和序言是其重要批评文体;语言自然质朴,情感自然流露,形成冲淡风格,达到了“最艺术的化境”。卞之琳的文学批评具有以批评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的深层追求,足以与其诗歌、翻译及学术研究并肩,成为“独立的艺术”,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具有警醒和借鉴的意义。

“国家文学体制”与中国观的更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三重面向(2014-2024)

“国家文学体制”是理解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框架,应当注意“国家”“文学”“批评”并非不言自明的本质化概念,其体制需要被历史化地看待。2014-2024年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持续变动,民族国家观念被进一步重审。当代文学批评作为文化生产的前沿阵地,可被视为思考当代中国的认知界面。在此视野下,这十年间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三重面向值得关注,包括批评界的经典化冲动及其反思、“讲好中国故事”的多重策略、文明论与地方性视野下的中国观更新。这三重面向彰显出当代文学批评与国家认同、文化战略间的密切关联,也揭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政治潜能。

文学批评,首先是学会做一个能够反思的人——刘阳扬文学批评印象

今天,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几乎很少不被纳入大学学术制度范畴。既然大家都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做学位论文和写学术文章的风潮,那么唯一可以选择的也许是从做什么样的学位论文开始自己的学术道路。这里,至少有两条路可选:被规训和抵抗规训。走前一条路或能迅速“折现”,而后一条路则可能是砥砺和自我探索之路。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初唐的文学批评思想

初唐人对屈原的评价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肯定其“忠贞”精神,赞誉其诗“气质高丽”;到褒扬其忠正、赞美其诗才,却抨击“礼乐之道,坠于斯文”;再到褒扬其抒写真情,“不虚美”“不隐恶”,又斥责其诗“婉丽浮侈”。对屈原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反映出初唐近百年间在文学复古与新变之间的摇摆性。

论李健吾不同时期文学批评的“趣味”体现

“趣味”是李健吾“心灵探险”式的文学批评和通脱超逸艺术文风的内在体现。他在文学批评中强调“趣味”,主要表现在其趣味式的鉴赏态度和趣味影响下的批评原则上。“趣味”体现在李健吾批评的不同阶段,无论是其20世纪30年代以《咀华集》为代表的充满个性的文学批评,还是40年代以《咀华二集》为代表的自觉加入现实标准的文学批评,或者是建国后在时代政治主题下以阶级标准为主的文学批评,李健吾都以其“趣味”维护了文学性。“趣味”见证了李健吾前期咀华风格的繁盛与后期咀华风格的黯然,“趣味”使李健吾在文学批评中始终坚守文学性。

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三说

20世纪以来,西方批评家乔治·斯坦纳、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先后比较明确地表达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看法。从整体上看,斯坦纳强调文学的倾向性及其对批评家的贡献,但忽视了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威廉斯凸显文学的本体论特质,却没有提及马克思的学说;伊格尔顿突出文学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以及文学语言的社会意义,而遗漏了普列汉诺夫的贡献。与此同时,以上“三说”都将唯物史观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思想。有鉴于此,我们只有将三者一并考虑,才有可能更近距离地触摸到该体系的全景图。持续引介、研究和总结该领域的相关资源,对我们从宏观上审视和把握其本源样态与发展文脉,以及从微观上洞悉其丰富内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