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人”、启蒙与中国特色现实主义批评观——论梁启超的艺术批评思想与实践

文章分析梳理梁启超之基于其社会理想、美学思想的艺术批评思想及实践。梁启超以"革命家"的身份关注文学、艺术和学术。他提倡呼吁"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和戏剧革新,希望通过艺术(尤其是写实性的艺术)而达到"新民"、"改良群治"(即改造"国民性")、唤醒大众的目的,从而实现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教化功能。梁启超的"新民"说和"移人"论,可以说上接儒家教化传统,下启20世纪文艺政治功能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艺术批评潮流。梁启超实际上开启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种艺术创作和批评思想——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源头。梁启超的美学和艺术批评思想,对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具有某种原型的意义。

在民族国家与文学之间——初创期的现实主义批评话语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种主要的批评话语,现实主义批评话语首先作为一种科学话语产生于民族国家的认同中,它表现为从科学话语的自然主义到文学话语的现实主义,从民族国家到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过程。而一旦确立,现实主义批评话语就以一种遗忘的方式在重叙文学史中改写了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进而为获得后来的强势话语地位敞开了自身。

《摔跤吧！ 爸爸》：批判现实主义视域下的喜剧书写

作为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女子摔跤运动电影,《摔跤吧!爸爸》不仅将女权主义带入了国民视线,而且影射了印度的父权现象,同时糅杂了爱国主义、社会责任感等多重叙事主题。《摔跤吧!爸爸》虽构建于批判现实主义,但却充满了喜剧元素,在女性命运的书写、家国情怀的释放和社会责任的披露中处处戳中观众的笑点与泪点。这部不算大制作但故事质朴动人的电影所取得的成功,值得中国电影界思考和借鉴。

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意识形态”的体现——以《小欢喜》《都挺好》为例

现实主义作为影视批评的方法,是对电影、电视一种深入分析的角度。本文通过对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小欢喜》《都挺好》进行分析,研究其“意识形态”的体现。首先,选择了社会关注的话题——高考、养老等问题,表现了当代社会所存在的现象,情节设置也体现了对现实的提取;其次,无论是父母的刻画还是孩子的角色设置上都具有典型性,将“明说的”(人物命运)与“未说的”(生活现实)结合,体现一个时代下不同人物故事的变奏;最后,在电视剧的都市环境选择与情感表达上都具备创作手法的“写实”性,给观众建构出一种“认同”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批评三维一体内涵构成的现代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三种表现形态--意识形态批评、现实主义批评、艺术生产论批评亦可视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三个维度抑或三个视角,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三维一体构成整体系统。意识形态批评着眼于文艺意识形态性在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关系的大框架中定位,具有顶层设计的“顶天”意义;现实主义批评立足于文艺与现实生活关系分析,具有从现实出发而又回归现实的“立地”意义;艺术生产论批评回应现代生产方式变革与文艺转型创新需求问题,具有与时俱进的前沿性与前瞻性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三维一体内涵构成所凸显的先进性、革命性、启蒙性、反思性、批判性、超越性精神,可见其现代性内涵特征及意义,亦可见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的批评现代性建构意义。

对《兄弟》的三种批评模式的批评

分析了《兄弟》的批评文章,主要有传统现实主义、文化批评和运用西方理论等三种批评模式在起作用。评价了三者的得失,认为《兄弟》运用超现实的手法,借鉴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形式,表达了对文革和改革两个动荡、巨变的时代精神之荒诞性的体认,是一部勇于"写当下"的探索之作。

司马迁现实主义的《诗》学批评观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诗经》本身具有广博的内容和多方面的价值。司马迁的《史记》中多次论及和引用《诗经》,文章仅根据这些材料中反映出来的其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倾向来论及司马迁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批评观。

刍议茅盾文学批评的时代重负

作为批评家的茅盾,他有其鲜明的批评风格。本文试图考察茅盾不同历史时期的批评,力求发现这些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多少存有局限的理论,找寻其背后原因。茅盾早期笃信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批评理念,后期开创了中国的社会—历史批评流派,成为社会政治型批评家。这两个时期的理论皆背负着摆脱不掉的时代重负。

冯雪峰与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其文艺批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影响了中国一代最早的无产阶级文艺家,是当时中国革命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他的某些理论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冯雪峰,不仅提高了冯雪峰的马克思文艺理论水平,也为他提供了现实主义理论建设上的思路和方法,这在冯雪峰的文艺革命功利观和现实主义批评中得以鲜明体现。同时冯雪峰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接受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冯雪峰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理解与运用上呈现出实用主义的特点,由于盲目跟随时代潮流,对普列汉诺夫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