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批评的人文主义文学传统

"新批评"常因重视文本分析而遭受指责,其对传统诗论和人文主义的继承却罕有人提及。本文认为,近代人文主义对现代英美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批评"则是这一影响的典型代表。"新批评"的理论渊源及观念建构中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如反对浪漫主义,主张重理而抑情;反对科学主义对文学研究的侵蚀,在提出作品分析理论的同时,强调批评家的职责在于价值判断,认为文学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提倡继承经典作品和"伟大的传统"。因此,"新批评"并非机械的形式主义,是与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存在诸多差异的文学观念。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类学范式

在文学人类学批评模式正在探索发展的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类学范式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马克思主义文学人类学批评在资源选择上,拆解了宗教文化模式,而力图通过对人的现实存在的考察,来寻求建构人类精神文化的基石。在提炼方式上,摈弃了先验论的求证方式,而强调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精神的平等对话、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来实现人类精神文化的持续建构。在价值取向上,纠正了专注原始野性的偏狭视角,在理性和感性的结合点上揭示人追求自由的本质特点,将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结合起来考察,具有审美的维度。

人性话语的追溯与探源——评邓瑗《晚清至“五四”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研究(1897-1927)》

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问题表现了较大的兴趣,作家、批评家时常通过对人性的思考与表达来建构自己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能看到一条较清晰的"人性"发展脉络。所谓"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正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对该问题的现有研究,多从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等思潮角度切入,存在着价值指向上的偏颇、来源单一化,以及时间涵盖上不够全面等问题;而从"人学"角度进行的观照,又未免涉猎过广而缺乏聚焦。

中国传统书画批评的人格论

中国传统书画批评中,非常重视艺术主体的道德和精神境界,人品决定艺品的传统理论命题,无疑将艺术批评导向艺术家的人格批评。人格批评是一种“外部研究”的批评方法。本文试从人格批评的渊源、内涵以及人格批评与“外部研究”的理论联系方面论述,最后揭示人格批评的现代意义。

论晚清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

晚清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存在着三条发展线索。《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提出的'公性情'最早从人性角度确立了文学题材的三个维度,其在晚清时期的不同价值变迁显示了人性话语与国民性话语的紧密关联。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开启了从读者接受层面探讨小说与人性关系的论说,在'现境界'、'他境界'等方面为小说正名,撼动了整个文学格局。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提出的'生活之欲'揭开了对人性苦痛一面的认识,其对文学审美特质的强化隐含着以文学纾解欲望的意图,而由'生活之欲'向'势力之欲'的转化,则意味着审美还是启蒙的两难抉择在此达成了和解。

以人性为支点的诗意洞察——浅谈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人性观

李健吾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印象式批评的典型代表。"人性"一词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作品中出现频率甚高,"人性"是李健吾批评的标准和核心。观其著述,往往以人性为支点,以人生为根据。本文试对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人性观作以下论述。

论李健吾文艺批评的人性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要的批评家李健吾的咀华批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被重视,他的独特的“人性观”批评态度正是其被重视的原因。在批评文风日下的今天,李健吾咀华批评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文艺批评的人民性:从政治标准到共同体美学

“人民性”的概念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相结合,发展成为我国文艺批评理论建设的主导范式。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统一,但政治标准应摆在首位,因而“人民性”主要表现为政治性和阶级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下,“人民性”被赋予党性、民族性内涵,文艺批评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党的十八大以后,文艺批评的“人民性”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共同体美学表达。

论李健吾文艺批评的人性观

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批评家李健吾的咀华批评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被重视,他的独特的“人性观”批评态度正是其被重视的原因。在批评文风日下的今天,李健吾咀华批评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断裂语境中的碎片化与泛一体化——新世纪文学与批评的人性话语考察

人性话语在新世纪文学和批评中出现碎片化与泛一体化的嬗变。在文化内涵上,从"私人的文学"到"人民的文学",言说方式从"人性"转向"人民性"。创作与批评中的人性话语在断裂语境中呈现分化与弥合的特征。从哲学本质来看,人性话语的感觉化与自我化的思维出现分离,转变为开放性与封闭性的矛盾和吊诡。从价值取向来看,人性话语阐释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受到质疑,在被否定和自我否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自我修复,构建了新的人性价值体系。

“人性”话语的动态逻辑与知识考古——评邓瑗著《晚清至“五四”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研究》

新文化运动至今历经百年有余,今朝回溯之际,我们发现常常会陷入一种极其尴尬的两难悖谬之中: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之初所倡导的文化理想的概念载体,如科学、民主、自由、启蒙、人性等等,突然失去了内涵与外延的相对稳定状态,甚至完全退化为一种所指游移的能指符号;而另一方面,我们尚未找到更有效的理论概念来阐释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史的相关话题,而只能仍然艰难地使用着它们。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观

胡亚敏撰文指出，“人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概念被视为中国社会中具有广泛共同利益且具革命性的阶级集合，是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为适应中国社会政治的需要和阶级阶层比例的变化，“人民”被赋予不同的时代涵，“人民”成为最广大劳动群众的代名词。“人民优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的结晶。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

电影批评的人文内涵

2004年6月，田壮壮导演在复旦大学展映其新片《茶马古道——德拉姆》时，曾谦称自己没有文化，因为年轻时恰逢“十年动乱”，而后来上的又是一所技能性大学。田导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杨乃乔教授发表在《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上的长篇论文《批评的职业性与话语的专业意识——论电影批评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出路》。这篇论文猛烈抨击了电影批评的文学化倾向，并将之归咎于中文系学者的染指，因而顺带否定了中文系学者研究电影的道路。

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的中国形象建构比较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一个国家外交部门的发言代表该国的立场和观点,在国家形象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以三维分析模型为理论框架,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分析手段,基于语料库对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发言人的话语进行实证比较研究,可分析和总结双方发言人的话语特征及其建构的中国形象。研究发现:中美双方发言人在词汇层面的分类系统和情态系统、话语层面的内容选择和互文性策略上表现出较大差异,他们各自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抗疫、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维度的表现,建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者”和“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的差异性形象。两者建构的结果差异如此明显,其原因在于双方政治理念、经济政策、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等方面客观存在的分歧。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形象的自我建构和他者建构,有必要拓展国家形象塑造的渠道和方式,进一步优化话语策略并改善话语方式。

《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介评

乡土语言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基因,对其的翻译在中国文学外译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学界对乡土语言及其外译的研究仍缺乏一定的深度与广度。由周领顺等人撰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是我国首部全面探讨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的专著。该书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探索意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体而言,该书凭借原创理论探析了葛浩文乡土语言英译的内在规律,为外译实践提供了行为参照,丰富了中国特色译学理论的实践内涵;确立了乡土语言翻译和评价的原则,增强了乡土文学外译的可操作性及其评价的科学性;深度辨析了多个关键概念,有利于提高翻译批评的客观性和针对性。本文对该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述,并对其学术特色与贡献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问题研究

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方法论变革是一种重要的批评现象。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其形成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其时,文学批评生态被改造,文学批评话语及话语体系有了新的建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在根本意义上是新时期之初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理念变化的基本体现,它实现了批评方法从一元到多元的深刻变革,彰显出一种时代性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品格,其与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协和一致,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体性等现代性价值诉求。这一变革有力地冲击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批评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并为当下文学批评理论探索包括文学批评主体性建设、批评话语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及文学批评学科意识的持续增强等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三说

20世纪以来,西方批评家乔治·斯坦纳、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先后比较明确地表达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看法。从整体上看,斯坦纳强调文学的倾向性及其对批评家的贡献,但忽视了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威廉斯凸显文学的本体论特质,却没有提及马克思的学说;伊格尔顿突出文学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以及文学语言的社会意义,而遗漏了普列汉诺夫的贡献。与此同时,以上“三说”都将唯物史观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思想。有鉴于此,我们只有将三者一并考虑,才有可能更近距离地触摸到该体系的全景图。持续引介、研究和总结该领域的相关资源,对我们从宏观上审视和把握其本源样态与发展文脉,以及从微观上洞悉其丰富内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的人本路径——兼论《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

新时期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翻译的独特作用,作为中国乡土文学外译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乡土语言及其翻译活动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但目前该领域相关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思考和应用探索。针对此现状,本文结合周领顺等著《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中所使用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素材,从研究对象的厘定、研究方法的应用、研究思路的确立以及研究结论的归纳四个方面探索汉语乡土语言翻译研究的人本路径,为中国乡土文学外译活动及研究提供镜鉴。

我的批评观

文学批评归根到底是通过对文学的言说来理解社会和人生,从而实现艺术和审美的精神再造。既然是以人性和个体生命为基本视域,那么,文学批评就不该被视为时代的传声筒,也不该成为技术操演的证明材料,而应该是以独立的精神、审美的眼光来洞察社会与文化的生态和未来,释放人性的力量。在当下批评场域中,每个研究者似乎都被要求兼具直觉性的感受与理论性的阐释这两幅笔墨,这既可能来自于批评立场上的暖昧不清,又与语言风格上的过度理论化有关。对真理、主体这些本质问题的习惯性拒斥,对阐释、重读这些方法问题的普泛性迷恋,都有可能走向对技术的盲从——写作在世界范围内遭遇普遍困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解构总是比建构容易,而我们的批判能力往往比书写能力提高得更快。然而对于书写的主体来说,克服盲从的求索之路何其艰难,因此,我们的研究始终都要保持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