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云南土地交易中的“找价”问题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新入藏15000余件云南地区的契约文书,是云南区域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也为边疆民族地区找价问题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通过这批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可发现云南地区与江南、福建等地一样,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就普遍存在找价现象。进入清代后,绝卖前的找价行为不论次数还是持续时间,都较之明代有所增加,同时还存在以义助为名的绝卖后的找价行为。这些找价现象的出现和长期存在,不仅仅是交易双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还受到社会关系网络和农村互惠互助传统的影响。对云南地区找价问题的研究,不仅是边疆民族地区土地交易的实态,而且是云南地区不断内地化和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体现。

“找价”的社会学分析

"找价"是明清时期中国乡村一桩土地交易完成以后,卖主仍向买主索取加价的经济行为。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分析这一行为产生的社会背景、市场交易特点、官方对这一行为的态度及乡村土地的所有权特征,梳理"找价"被认可、规范确定和边界实现等方面的社会机制,以此解释这一现象出现和维持的合理性。

明清时期土地活卖与找价现象初探

文章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结合丰富的史料,认为"活卖"与"找价"现象在明清之际兴起的原因在于活卖关系双方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而同样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导致了活卖与找价脱离了原来的轨道而走向滑稽和不合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司法官员以儒家为主的审判原则也是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明清“找价回赎”问题研究概述——以岸本美绪的研究为线索

明清土地契约与产权变动中一个颇为有趣且待有待进一步深入的问题便是在包括房产与地产在内的不动产交易中广泛存在的"找价回赎"现象。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愈发丰富,出现了不少饶富洞见与深度的佳作,也引起了历史学之外的法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关注。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纵向与横向梳理,尤其是对岸本美绪对找价回赎背后判断标准再思考的集中考察,发现相当一部分的既有研究倾向于认同岸本的"中"的分析,但也有许多研究,包括对找价回赎合理性的充分肯定,以及对其背后不能适应18世纪人口激增、地价上涨巨大变化所引发的暴力纠纷的分析,构成视角互异,但也存在沟通二者可能性的研究新方向。

束鹿县张氏契约文书中的找价--兼与南方找价比较

土地交易过程中找价现象是契约文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找价,是指房地买卖、典当过程中,订契成交后,原业主仍向对方索取价钱的行为。对比束鹿县张氏契约与南方契约中的找价,可以看出,张氏契约文书中,找价一般产生于土地典当过程,与卖契无关,且具有契文简单、便于操作、找价行为少、找价次数少等不同于南方找价的特点,这是南北方经济发展差异及人口变化趋势的体现,反映了南北方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

明清时期田土买卖中的找价回赎纠纷及其解决

明清时期民间田土买卖盛行找价回赎之风,围绕着找价遭到拒绝或多次找价,在新旧业主之间引发了大量的纠纷乃至诉讼。依据徽州契约和州县官员办案手记等资料,可以看到田土找赎习俗和纠纷形成的原因,明清朝廷、地方官员及民间百姓针对找赎习俗的不同态度及州县官员解决找赎纠纷的依据和方式。虽然民间找赎习俗与国家律例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明清朝廷因时制宜,不断调整有关律例,地方官员在执法中灵活变通,充分考虑当地民情,这使得田土交易秩序得以稳定。

传统社会土地交易“找价”新探——实证与功能分析

"找价"是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交易中的一个"特别"却"常见"的现象,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陋习"、"恶俗"。基于土地交易契约和民事习惯调查资料的实证研究发现,绝卖前的"找价"有其边界,绝卖后的"找价"有其规则。"找价"并非无休无止、率性随意。从经济社会融合的视角看,"找价"促使了交易发生,发挥了积极功能。作为地权交易机制的一部分,灵活实现了不同交易类型的转换;作为地价形成机制的一部分,激发了"效率"也兼顾了"公平"。"找价"反映出传统土地交易价格形成过程与机制的特点。

清代“找价回赎”三十年时限考析

明清时期民间土地交易领域出现的找价回赎现象引发了诸多纠纷,对此清廷曾分别于雍正八年和乾隆九年制定了条例,但两条律例未规定找价回赎时限,判断标准主观性也过强,导致混乱未决。后清廷又制定了找价回赎时限为三十年的乾隆十八年定例。但由于对时限的表述不够明确,使当时及后来的学者产生诸多误解。通过辨析可知,定例所指三十年是找价回赎时间与订立契约时间的差数,且立契时间必须在乾隆十八年定例制定之前。因此,定例所谓三十年时限与同德所指不同,原因在于前者是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乾隆十八年定例前的找价回赎纠纷。二者意义不同,或许也是清代法律在"表达"和"实践"中产生背离现象的重要原因。

明代江南田宅买卖的“找价”述论

明后期,江南各地田宅买卖盛行找价之风。制度规定田产所有权在卖断后须即时转移,但并未兼顾田宅买卖时的复杂情形和原价与时价的差距。田宅找价既遵照制度的规定,又因应了后续的价格变动,部分维护了原主的合法权益,适度的“找价”,反映出田宅交易中的权利平衡点。江南较为繁夥的房地产交易不断加价的案例充分说明,明末江南民间田宅交易,绝卖后并未即时完成产权转移,而基本上凡卖必找,官府对卖主的找价诉求均予认可。清代江南民间“一卖三添”的惯例,是官府的实践操作和买卖双方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而非如明后期人所说是应天巡抚海瑞滥受民间词状的结果。

《盟水斋存牍》所见明代田宅争讼中洗业现象新探

以《盟水斋存牍》中30件涉及洗业案件的判词为中心,重构明代洗业纠纷审判事实,可发现在具体法条律令缺失的情况下,当事人索要洗业银的诉讼请求表里不一,多数以其他诉求掩盖真实目的。官府判决自由裁量权较大,具有裁断灵活等特征。明代洗业现象与洗业纠纷剧增,而立法关于洗业找价规则的缺失,导致明代田宅争讼中洗业纠纷审判模式具有情法两尽、更重情理的特征。这是明代司法在立法缺失与纠纷剧增夹缝中的自然选择,也是以息讼止争为价值指向的传统诉讼的必然走向。传统司法中情理法并重,然而在具体类型案件的运用方面,息讼是三者平衡的核心,这对新时期发展“枫桥经验”、解决社会矛盾亦有参考价值。

民间契约与国家干预——明清时代的“契约正义”问题

宋代以来的中国,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相比,可说是相当自由的契约社会。国家基本上承认"自愿非逼"的契约之效力。但经济上的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契约,有时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公平。明清国家是如何对待这种契约不公平问题的?本文以"绝卖的土地可否回赎"这一问题为中心,通过明清国家允许当事者回赎绝产的若干事例,来探讨当时为政者在解决此类问题时所依据的逻辑。本文第一部分以乾隆五十一年(1786)灾后土地原价回赎政策为对象,较详细地分析皇帝、官员对此问题的思考理路;第二部分概观清朝中、后期灾后赎地政策的若干尝试,讨论中央以及省级政府处理灾民因窘迫而卖地问题的办法与其面临的困难;第三部分分析了在州县层次的审判中,官员对要求回赎绝产的诉讼所做出的判断与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