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我”与“有我”之间--路遥《平凡的世界》与传统的现代性转换

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是“人”之主体性的发现,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本位为核心而构建的“他人至上”的制度体系,二者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多形成一种“矛盾冲突”的复杂局面。路遥的创作既继承了“五四”个性解放的启蒙传统,同时又关注传统家庭共同体本位文化的固有价值,故“启蒙的再出发”便成为其创作的重中之重,突出表现便是对主体性的有无、强弱尺度的考量:首先,中国文化是一种“孝文化”,但随着几千年社会政治秩序的统治需要,“孝文化”不断被极端化,以至于变得刻板僵硬,形成一种双亲威权,对人的个性欲求产生了严重压抑;其次,群体本位文化注重群体间的人际关系,自有其正面的价值,但一旦极端化,就会导致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消亡;再次,宗法制是中国伦理社会整体秩序维持的根基,主要表现为血缘纽带、父系权威和等级关系,它既为个人的生存提供了庇护和归宿,同时又以父之名要求子女的献祭,从而造成个体人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