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型法治:理解“地方法治”的新视角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超大型国家治理、中央集权单一制和"强国家—弱社会"这三重因素的共同存在,使得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治理负荷压力。为了有效应对统治风险、治理成本和质量压力等治理负荷难题,行政发包制作为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得以产生。相应地,由行政发包制的制度背景所决定,当代中国的地方法治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独特的"承包型法治"样态,介于代理型法治和自治型法治之间,具有法治建设强激励、中央弱控制、争端解决方式行政化等特点。承包型法治建设具有两面性,容易造成政绩驱动型法治与权利选择性保护、法治试验的创新性与投机性、指标控制与指标应对、柔性运作与法制化解决间的一系列二元张力。承包型法治的未来转型,取决于行政发包制的可能变化,其转型前景和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地方法治理论的两种模式——基于省级行政区域的实证研究

地方法治理论有两种论证模式:横向层面和纵向层面。前者聚焦"地方"自身的特殊性,影响较大;后者强调"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自主性,种类较多。政治锦标赛理论和行政发包制理论,有力地支撑了地方法治理论。9个省份法治的调研分析表明:省级地方法治的差异不大,东部省份的法治未必领先于中西部省份,地方法治具有明显的"对上不对下"特征。横向层面的地方法治理论的事实依据和适用范围都有限,纵向层面的地方法治理论更为客观全面,两者应该互补。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分工,取决于其治理事项的纵向发包程度和横向竞争程度。只有在发包和竞争程度都很高的经济领域和少数社会领域,地方法治才能完整存在。其他领域应该以国家法治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