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的实施困境及法治进路

在农地二轮承包期满再延长30年的关键时期,立足于法律政策文本和试点实践,廓清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的规范机理及实施路径,加快构建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的法治运行制度体系意义重大且迫切。对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理补偿具有历史、规范和现实依据。然而,试点实践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依然缺乏完备的法治保障,补偿主体、方式及标准亟待规范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不同于土地经营权流转,更不同于土地征收,其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承载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因此,不能简单参照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或土地征收补偿的运行逻辑来建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机制。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法治完善及制度落实,需要坚持公私协同治理理念,着力于建立多元主体协同的利益补偿机制、构建灵活多样的货币补偿模式、建立“政府引导+村民自治”的补偿标准确立程序。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研究回顾与展望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是发展与完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农业规模化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必要性、方式、机制、意愿及影响、补偿、风险等方面。结合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求,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亟须重点突破的研究方向:一是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潜力研究,二是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研究,三是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风险评估及风险防控研究,四是多元农村权益联动改革机制构建研究。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影响因素及退出模式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使得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实践应运而生。为考查影响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决策的因素,基于河南省郑州市、周口市607份农户问卷,采用Logistic模型从农户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能力及预期风险水平、认知状况角度对不同样本区域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为考察各地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实践的适用度,系统分析了研究区农户在"平罗模式""梁平模式""内江模式"和"成都模式"4种模拟情景下的退出意愿和模式选择取向。结果显示:1)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受农户自身状况、资源禀赋、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能力及风险预期、认知水平的影响显著。变量性别、住宅与最近县城间距离、常年居住地、城镇定居计划、收入来源分化、土地重要性感知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变量受教育程度、家庭总人数、预期风险程度、种地意愿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2)区域发展非均衡性下,影响典型农村和城乡接合部区域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因素不尽相同。3)在运用CMP方法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变量风险程度预估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影响依然显著。4)研究区农户对四川内江和重庆梁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模式接受度较高,而对宁夏平罗和成都温江区的退出模式接受度较低。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何去何从——来自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的经验与启示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是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改革试点”分析框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嵌入到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的实践中进行纵深观察。案例研究发现,农户退地意愿是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行为合法性的有效来源;财政兜底式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路径面临较大经济风险;农业开发项目先期进入是影响退地后续利用的关键因素;改革试点结果显示退地过程并未引发农户彻底离村、进城。鉴于此,进一步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应尊重异质性改革需求,渐进式推进改革;重视改革路径的可持续性,有序推进改革;构建“农户预退出+集体收储+挂牌招商”机制,实现退用结合的长效改革;注重配套改革,统筹推进改革。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调查——基于上海四区1255份农村调查问卷的分析

上海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需满足一定的客观条件:政策实施区域要有较高的城镇化率;农村土地承包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扎实;政策实施区域要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要制订出台相关引导性政策。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应考虑以下措施:因地制宜确定选择退出模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加快户籍制度配套改革;继续提高非农就业水平;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规范表达与法律构造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话语体系中政策性表达居多,缺乏法学思维、法律技术的处理,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需要在民事法律规范基础上重述其规范表达和法律构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法律属性是成员权的部分放弃,其法律关系权利主体是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权利客体包括法律行为退出和事实行为退出,权利内容为退出权人与相对人双方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行为在权利逻辑框架下以承包地为载体生发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文章引入了非意思表示类型的事实行为退出,进而从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特性出发,构造相应的法律构成要件规则和法律效果规则,并辅以冷静期制度以及法律程序进行保障。

基于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

鼓励部分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已成为有效提升农村地区耕地利用效率的关键途径,为研究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并考虑到农户退地意愿同时受家庭特征和所处村庄特征的共同影响,利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和陕西省关中地区583户农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受村庄特征和农户特征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受所处村庄特征影响;2)除农户家庭特征影响其退地意愿外,农户所处村庄的交通便利程度、土地流转的顺畅程度对其土地退出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村集体是否经常举办非农技能培训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庄特征因素显著影响农户退地意愿,在鼓励农户退地时必须将村庄特征因素考虑在内。

基于内江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经验的研究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已有文本的分析,结合四川内江市土地"三换"试验案例,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过程中农户、集体与地方政府的参与情况和现存问题,探讨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方法与未来可能的制度选择。内江市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三换"模式分别为:土地换现金、土地换股份和土地换保障。结果表明:目前政策文件还未对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操作规程进行明确;内江市中区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试点中,实际退出土地的农户较少,大量农户为土地流转;各参与主体参与意愿有待进一步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机制有待完善、集体土地制度还需进行相应调整。若未来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继续发展,短期内仍可以农村集体承包地市场封闭运作的方式应对,但若退出土地已占到集体土地的大部分,开放农村集体承包土地市场也许是未来的选择。据此,应从提高农民对承包经营权退出的接受程度与参与意愿、注重各方利益、引导土地制度进一步调整三个方面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制度;应从引导农民参与土地流转、搭建土地流转平台两方面入手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应设计有效的集体成员认定制度以适应权利变动所带来的成员身份变化的情况。

“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利益诉求、利益结构与利益冲突

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明晰了土地产权关系,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为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本文对农地退出中退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利益结构以及利益冲突进行分析,从农民、集体、国家三个层面构建了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利益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农民利益保护机制、集体利益保持机制、国家利益保障机制的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政策框架。

农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现实合理性及可行性分析——基于农业转型、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视角的考察

农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机制的缺失在实践中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形成农地经营权"流不动"的僵局,导致农业发展陷入"规模化但短期化、高成本"的假繁荣困境和兼业化、老龄化的"日韩陷阱";助长"两栖占地"现象,固化城镇化的"不完全"、"不稳定"特征,影响城镇化速度和质量;产生大量新型"不在地主",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给基层民主治理带来较大挑战。因此,迫切要求构建农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制度安排。农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也正在逐渐成为部分转移农户家庭的理性、主动选择,为改革的推进奠定了可行基础。但是,因为退出对转移农户家庭、地方政府财力以及农地再利用前景等都有较高要求,所以,农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制度改革呈现渐进、有限的特征。该制度改革的目的并不在于替代"三权分置",而是增强现有农地制度的包容性。

农户土地成员权退出定价研究综述

为构建农户土地成员权退出及定价机制,找到该领域未来研究重点方向,采用文献综合法和归纳总结法,通过对国内农户土地成员权、土地成员权退出、土地成员权退出定价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总结和梳理,提出未来农户土地成员权退出及其定价研究的重点方向。研究结果表明:1)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资格权都是基于土地成员权的子权利,两者中的一部分或其中一者可称为部分成员权,两者全部再加上其他土地相关权利叫全部成员权。2)土地成员权退出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改革,研究时需要考虑更加复杂的因素。3)该领域的研究展望:新时代农户分化与土地成员权退出定价;探究试点区已实现土地成员权退出定价的效率和公平;利益相关主体动态博弈对土地成员权退出定价影响;土地成员权退出非市场定价;土地成员权退出的定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