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强监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有增无减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运营正面临着各种挑战,企业风险承担问题尤为突出。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资管新规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资管新规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探究企业在金融强监管下的风险承担行为。研究发现,资管新规提升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经济后果检验显示,资管新规主要增加了企业的被动风险承担,加大了企业的破产风险。经调节效应分析得到,企业通过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政府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可以缓解在资管新规出台背景下企业风险承担提高而带来的生产经营压力。

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创新——基于高管风险承担视角

创新是企业获得技术优势的重要行为,有助于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管是企业做出创新决策的主体。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管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随着高管薪酬结构中股权薪酬比例的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地,以激励物的Delta指数和Vega指数为度量的高管风险承担在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股权薪酬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效果仅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位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当中。因此,企业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结构,适当提高股权薪酬占比,并注重改善激励环境提升高管的风险承担能力,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社会网络嵌入、风险承担水平与科技创业绩效——产品市场竞争视角

社会网络嵌入有助于提高科技创业企业资源获取、整合与配置能力,提升风险承担水平,进而促进科技创业绩效提升,但该过程受到产品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基于网络嵌入和资源配置理论,选取创业板企业2010—2021年非平衡面板数据,探究社会网络嵌入、风险承担水平与科技创业绩效间的关系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在该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社会网络嵌入对科技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风险承担水平在社会网络嵌入和科技创业绩效正向关系中发挥积极中介作用,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对风险承担水平和科技创业绩效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产品市场竞争地位对风险承担水平和科技创业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②社会网络嵌入对科技创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社会网络嵌入更能促进科技创业绩效提升,社会网络嵌入对非国有企业科技创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深化企业交流合作、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广泛进行市场调研、加大研发投入强度等建议。

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风险承担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董事网络中心度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知识溢出在董事网络中心度以及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中均发挥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企业应该合理构建董事网络关系;优化董事网络结构,适度获取外部知识,提升决策质量。

“逆向混改”能提升民企风险承担水平吗?

本文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层面探讨了民企“逆向混改”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逆向混改”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相对于股权结构层面,在高层治理层面表现得更加明显。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会因市场化水平、行业竞争程度以及外资参股而存在一定差异。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文章以2012—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过程机制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供应链集成对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制造业企业中不显著。

责任型领导如何提升员工创新行为:工作不安全感和风险承担意愿的作用

基于283份主管-下属配对样本,考察了责任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以及工作不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和风险承担意愿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责任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不安全感在责任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风险承担意愿正向调节责任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选取我国2010-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报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指标,研究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影响机制,并探究股权激励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能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股权激励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会促进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主要通过增加债务融资和减少融资约束程度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显著。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当代金融科技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利用科技赋能,驱动银行业务不断创新,促使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与升级。但同时,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带来金融脱媒,使得金融风险更加复杂、隐蔽。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其风险承担水平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创新性地分析了金融科技在风险承担水平方面对商业银行的影响,通过统计搜索量来衡量商业银行金融的科技水平,结合2010—2021年我国不同类型的18家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明显影响且其作用具有异质性,进一步验证了存贷利差、佣金手续费在金融科技和风险承担之间起到的部分中介作用。根据上述结论,本文从银行和政府两个角度出发,提出发展金融科技、利用其积极影响去提高商业银行承担风险能力的建议。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法律属性与责任承担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公共数据开放的重要内容,具有正当性,包括统一与分散两种授权模式,并分别对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方式与特许经营方式。公共数据特许经营存在公共数据授权范围不清、被授权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责任承担机制不明等问题。在公共数据授权范围方面,应建立“数据收集—数据登记—数据授权—数据流通”四个阶段的标准化流程。在被授权主体范围方面,只有具备公益属性且拥有较强开发能力的运营机构才能取得运营权限。在责任承担机制方面,若原始公共数据即存在侵权内容,由公共部门承担违约责任;若因被授权企业自身原因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由被授权企业承担侵权责任;若二者产生竞合,由公共部门与被授权企业承担比例连带责任。

高管团队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和企业价值

本文以2008—2019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团队(TMT)整体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及企业价值的关系,并基于产权异质性和企业规模视角进行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TMT整体异质性能够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其中年龄、性别、金融背景和海外背景异质性作为主要影响变量;企业风险承担在TMT的年龄、金融背景及海外背景方面的异质性与企业价值间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TMT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力度和显著性都较大;国有企业能够显著缓解非国有企业在TMT的教育背景、职能背景、任期三个方面的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负向作用。低资产规模企业中TMT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要明显于高资产规模企业。本文首次将TMT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及企业价值纳入一个体系进行研究,且在TMT异质性的衡量指标方面增加了职能背景、海外背景及金融背景三项指标,丰富且深化了高层梯队理论。

董事长本地任职与企业风险承担

文章以2007—2019年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董事长本地任职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长本地任职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通过路径分析发现,研发投入在董事长本地任职与企业风险承担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成本在董事长本地任职和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和是否一线城市在董事长本地任职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丰富管理者影响企业财务行为,及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数字化浪潮下我国企业风险承担意愿不足的现实背景下,从治理能力提升效应、战略韧性增强效应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冲效应三个方面阐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理,并从行业和地区两个维度论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现象的存在性及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外生影响。利用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冲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提高企业治理能力以及增强企业战略韧性共同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存在明显的行业同群和地区同群特征且是风险承担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同群效应使得高数字化程度企业群体中存在低风险承担水平企业的比例相对较低。即高数字化与低数字化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分布呈现了明显的“左截尾”特征。

法定数字货币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运用支付投资组合模型和金融中介模型,分析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2007—2020年344家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对存款的挤占会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并通过银行放贷能力、流动性水平和银行盈利能力的中介机制发挥作用。此外,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会影响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强度,并且该调节效应具有门槛特征,即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之后,正向促进法定数字货币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作用会减弱,从长期来看金融科技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了解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相关风险敞口特征、探寻防范化解法定数字货币风险对策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10—2020年中国225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宏观审慎政策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更大。(2)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降低银行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渠道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杠杆率—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跨境资本流入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增大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4)银行家信心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家信心提升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宏观审慎监管效率及防控中国银行业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企业的风险承担处于较低水平,这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期繁荣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借助“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抑制代理行为、缓解融资约束、增进税负公平、优化营商环境来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非国有企业和有产业政策扶持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大。

财务柔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和成本粘性的中介作用

本文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财务柔性和创新投资的关系以及企业风险承担和成本粘性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财务柔性对创新投资具有正向影响,且企业风险承担和成本粘性在二者间中存在中介作用。

融资融券与企业避税——基于风险承担与机构投资者视角

文章以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融资融券、风险承担与企业避税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将2010年启用的融资融券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实证检验了企业在成为融资融券标的公司后避税程度的变化,并进一步考察了风险承担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企业成为融资融券标的后,避税程度显著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会强化融资融券对企业避税程度的负向影响,减少企业避税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比例的提高可以增强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加强融资融券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

高管纵向兼任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风险承担为中介

高管纵向兼任现象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对企业经营管理和投资决策均产生直接影响。本文基于代理问题和最优契约理论,以2013—2020年中国A股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高管纵向兼任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高管纵向兼任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风险承担在高管纵向兼任与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信息披露质量以风险承担为中介在高管纵向兼任与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以风险承担为中介在高管纵向兼任与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引入信息披露质量和高管薪酬粘性作为调节变量,拓展了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并为设计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高管人员的薪酬契约制度提供实践指导。

混合所有制改革、风险承担与国有企业创新能力

国有企业创新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文章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9—2021年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风险承担水平对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水平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在竞争性行业企业样本中显著,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样本中更显著。研究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正面效应依据,也为混改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