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司法审查期间财产保全问题研究——对大韩海运株式会社申请承认与执行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裁决案的批判性思考

海口海事法院此前判例认为: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期间能否进行财产保全属于国际司法协助的范畴,应当以我国与仲裁裁决作出国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两国之间存在的互惠原则作为依据;在没有上述依据且我国当前法律尚未对此作出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于申请人的前述保全申请,应不予准许。但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背景下,可以探索在自由贸易区(港)范围内就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司法审查期间进行财产保全通过首先给予互惠等措施先行先试,并适时推动立法修改,便利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执行,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有力保障。

论公共秩序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公共秩序是各国普遍采纳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方面,如果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违反承认及执行地国的公共秩序,承认及执行地国法院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鉴于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下称《纽约公约》)的广泛影响,^(①)本文以该公约为主线,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公共秩序在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方面的适用进行考察,揭示其发展趋势,并就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略作评论。

非内国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

我国立法采用"机构标准"划分仲裁裁决国籍,与《纽约公约》的"地域标准"不一致,导致实践中国际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面临承认与执行的困境。《纽约公约》项下的非内国裁决是对"地域标准"的补充。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宜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不以互惠保留限制非内国裁决适用公约。国际上认定仲裁裁决国籍的主流标准是"地域标准",实践中,我国自2009年呈现出向"地域标准"转变的趋势。随着"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国际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将越来越多。短期而言,内地法院宜将此类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适用《纽约公约》;长期来看,我国立法应采用"地域标准",将带有涉外因素的该类裁决认定为我国的涉外仲裁裁决,依我国法律进行审查和监督。

《纽约公约》下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实证研究——以我国法院审查仲裁协议效力为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参与的涉外仲裁不断增加,中国法院正在积极推动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纽约公约》明确将缺乏有效仲裁协议列为公约成员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之一。2001年以来的中国法院以仲裁协议无效为主要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实践,具体涉及当事人主体适格、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仲裁机构约定等因素存在瑕疵。涉外当事人应高度重视法院有关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注意仲裁协议主体、形式、内容的有效性,避免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更好地保障争议解决程序的进行。

美国商事仲裁中“显然漠视法律”原则的新发展——以HALL STREET案为中心

“显然漠视法律”是美国法院司法实践中创造的一项撤销或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是仲裁当事入寻求司法救济的重要手段，也是法院对仲裁实施司法监督的重要标准。“显然漠视法律”原则是指出现仲裁员明知应适用某法律却故意漠视该准据法的情形时，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以撤销或修改仲裁裁决。该原则能够平衡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和裁决的正义性，在美国大部分法院逐渐接受该原则。200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Hall Street案判决中对该原则进行的模糊阐述，使本就不够稳定的原则再次引起争议，下级法院对该案判决的理解也产生分歧。

中国商事仲裁年度观察(2015)

2015年中国仲裁案件数量与标的大幅上升,为《仲裁法》生效20年来的峰值。国内主要仲裁机构开始实施新的仲裁规则,互联网仲裁崭露头角。2015年中国法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仍表现出友好的态势,其中商事仲裁中涉外因素的认定继续为仲裁界关注,仲裁地的相关问题也浮出水面。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3个重要的涉及仲裁的司法解释,关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分立的后果等问题继续引人注目。香港特别行政区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相继在中国内地设立办事处,加上相关的仲裁实践、仲裁司法监督实践,都表明中国仲裁较之以往更加开放。

缺席裁决的理论与实践

缺席裁决是仲裁裁决一种,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仲裁裁决的做出过程中,出现了一方当事人缺席的情形,所以对"正当程序"就提出了一定的挑战。本文从缺席裁决的基本理论出发,结合两个缺席裁决的具体案例,从而对仲裁裁决有清晰地认识。

中韩商事仲裁制度比较研究

随着中、韩两国间贸易往来的蓬勃发展，两国己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济活动主体间的产生贸易纠纷可能性也随之大增。仲裁作为一种非诉讼性的争端解决机制，成为涉外经济合同纠纷解决的首选方式。因此加强两国仲裁制度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论述着眼点始于两国仲裁制度的历史与发展，随之就中韩两国的仲裁法律原则、仲裁协议制度、仲裁员制度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希望对中韩两国间商事争议当事人有效利用仲裁来解决纠纷有所裨益。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制度“废弃论”之批判

对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制度,有学者认为理应废弃,理由是:由于仲裁地选择的随意化,已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仍可获得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因此由仲裁地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已无存在的必要。然而,这种观点不仅无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制度所具有的独特的主动为当事人提供救济的功能,而且忽视了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地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正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不仅如此,这种观点还将导致国际商事仲裁的败诉方丧失向司法寻求公正的机会。各国实践也表明,已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实践中很难获得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对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制度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对其不断完善而非完全将之废弃。

《纽约公约》第5条中公共政策条款与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

《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b项的公共政策不仅指实体性公共政策(substantive public policy),还包括程序性公共政策(procedural public policy),这几乎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根据国际法协会下的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在2000年伦敦会议上提交的《关于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中期报告》和在2002年新德里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最终报告》,适用程序性公共政策的情况之一就是违反正当程序(due process)。这就使违反《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b项规定的外国仲裁裁决也可能会触犯公共政策,成为适用第5条第2款b项所包含的程序性公共政策的情形。即二者在适用情形上有重叠之处。那么正当程序条款与公共政策条款在具体适用中应该如何把握呢通过有关国家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的审查标准和有关论述,可以看到,公共政策只关注有关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会严重违反正当程序以至损害到一国根本道德、正义观念、法律原则的程度的情形,而一般违反执行地程序标准的外国仲裁裁决不能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符合第5条第1款b项要求的,可以以此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

对中国法院适用《纽约公约》正当程序条款的反思——基于实证研究的方法(1995~2018)

以最高人民法院发文字号"民四他字第×号"的所有复函为研究对象,总结1995年以来中国法院以违反正当程序为由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实践,发现中国法院在解释和适用《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2项规定之正当程序时存在如下问题:(1)认定被申请人是否被给予适当通知所依据的标准过于严苛,不利于发挥《纽约公约》促进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作用;(2)在解释和适用"未能申辩,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时过于随意和主观化,未能实现《纽约公约》广泛保护申辩权之目的;(3)司法审查地方化的倾向高发。对此,中国法院在解释和适用《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2项规定时应宽严相济:所谓"宽",要从有利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出发,减少不应有的多重标准,遏止错误的司法审查地方化倾向;所谓"严",要严格依照当事人选定的仲裁规则或相关准据法审查仲裁的程序,保障当事人的申辩权。

中国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解决机制及对策研究

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在我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存在许多模糊领域。本文对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解决中的可仲裁性、相关程序性问题、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进行了研究调查分析,对我国相关机制的建立与运行给出了相应见解与建议。

网上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问题初探

网上国际商事仲裁，作为最有活力和最具发展前景的在线争议解决方式，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对国际上相关在线争议解决项目的考察和总结，拟就网上国际商事仲裁的相关法律问题——网上仲裁协议的效力、网上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及网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分别进行探讨，以资我国相关实践参考。

禁止反言原则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

禁止反言(estoppel)是依托衡平法上的公平正义理念发展起来的法律原则,指不允许一方当事人使用矛盾的行为或语言主张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禁止反言原则发轫于诉讼程序中的证据法规则,发展于实体规则,其后为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的大部分国家接受。当今在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和外国仲裁裁决承认及执行程序中也得到广泛适用。然而目前国内尚无全面、系统研究禁止反言制度的著作。本文简要梳理了诉讼领域禁止反言的发端,重点分析了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和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过程中禁止反言原则的适用,并针对我国已有的相关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构建了我国仲裁领域采纳禁止反言原则的路径。

境外仲裁机构落地中国的法律问题研究

境外仲裁机构落地我国内地是指该机构在内地完成其机构设置和业务开展。引入境外仲裁机构有助于推动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推进仲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但我国目前引入境外仲裁机构落地,在落地方式、仲裁裁决国籍认定以及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方面均存在法律障碍。在落地方式上,建议境外仲裁机构选择在内地设立仲裁办公室或代表处这一落地方式;在仲裁裁决的国籍确定上,建议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把仲裁地标准用于确定其国籍;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我国需要修改《内港仲裁安排》,并撤销《纽约公约》的非内国仲裁裁决保留声明.才能解决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落地后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法律障碍。

《纽约公约》五十年述评

五十年来,《纽约公约》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国际仲裁立法和各国国内立法及其实践产生了重要和积极的影响,增强了仲裁在解决国际间商事纠纷方面的效力,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试图从《纽约公约》的缘起、主要内容、未来发展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做一述评,以期帮助更好地了解这一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重要的法律。

共建海峡两岸区际司法协助关系

海峡两岸开展区际司法协助,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解决海峡两岸区际司法协助问题首先必须树立“一国两制”的思想。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政府运用这一构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成功实践已证明它是实现祖国统一的唯一有效途径,它也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海峡两岸开展司法协助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一原则,两岸间应有必要的协助、合作,但应区别于国际司法协助问题,确保这种协助途径无害并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其次,必须树立法域平等的思想。所谓平等,是指两岸法域在司法协助方面的法律地位平等,这既是国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原则,也是两岸区际司法协助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司法协助活动中,这一原则至少应体现如下二点:其一、大陆与台湾地区有关民、商事、刑事法律在特定时间内处于平等地位,两地彼此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对方法律在本区域的域外效力;其二,在两地从事民商事活动的当事人(自然人和法人)在法律上平等,其利益应同等保护。最后,必须树立互惠互利的思想。海峡两岸区际司法协助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跨法域诉讼的顺利进行。以维护国家和当事人的得益,在跨法域的民商事和刑事诉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