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附条件地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以我国刑法第10条为视角

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形式。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制度,目前世界上存在四种立法模式,我国采取的是事实承认的立法态度,不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发展的趋势,应该考虑尽快在刑法中设立附条件地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制度。

论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本文着重探讨了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条件、程序和中国开展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刑事判决的必要性。

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化及其反思

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是指一国对他国司法机关宣告的刑事处罚裁决赋予与本国刑事处罚裁决相同的法律效力，并对其加以落实的司法制度。随着犯罪活动的全球化和犯罪实施者的跨国化，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成为国际刑法发展进程中的一项主题。

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中的“公共政策”条款

不论是法院判决还是仲裁裁决,在各国的互相承认与执行制度中,都避免不了有关“公共政策”的司法审查。公共政策是各国保护本国的“安全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各个国际条约中,都可发现以“公共政策”为由对判决或裁决予以拒绝承认与执行。通过围绕“公共政策”条款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领域的适用研究,厘清对公共政策的概念理解与功能作用,结合国际条约及各国对公共政策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司法实践,并对《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中第七条关于公共政策条款进行评析,最后对中国在对接《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的公共政策问题提出完善之策。

刑诉法应增加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制度

我国从1997年开始与外国开展被判刑人移管合作并缔结专门的双边条约以及近几年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来,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已成为我国在一定条件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订时应考虑尽快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并为此确认“国际条约规范优先适用”、“一事不再理”等基本原则,同时确定与此相关的条件、程序等基本规范。

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正当程序考量

正当程序是源自英美法系国家的一个概念。在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正当程序对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对司法机构的制衡、加强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控制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规则方面,正当程序的要求在很多国家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中均有体现。同时,一些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民事诉讼示范规则也明确规定了正当程序的问题。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及签订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也有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定。但是,从我国签订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来看,存在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之间对正当程序的规定不一致、正当程序的范围过窄等问题,带来了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需要从立法、司法等多方面完善我国正当程序的规则。

外国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本文在对惩罚性赔偿的历史发展和性质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探讨了外国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承认与执行，并对我国人民法院处理这个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外国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惩罚性赔偿（ｐｕｎｉ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ｓｏｒｖｉｎｄｉｃ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ｓ），又称惩戒性赔偿（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ｄａｍａｇｅｓ），是指在侵权案件中，法院除了判决侵害人向受害人支付补偿性的损失赔偿外，还判决侵害人向受害人支付一笔赔偿金，主要用以对...

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的互惠原则:困境与破解

互惠原则作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一项基本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虽然目前世界范围内取消互惠原则的条件与时机尚未成熟,但对其不当运用会导致报复主义和判决流通不畅,最终阻碍跨国民商事交往的发展,因此各国逐渐对互惠原则进行限制或软化适用。我国在认定互惠关系上长期采用事实互惠方法,形成了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国际合作困局。特殊国情作用下的保守立场、立法定位模糊与条款缺失、司法惯性与协调机制匮乏,是造成我国难以推行宽松化互惠制度的深层原因。立足国内法治环境选择改进互惠原则的适用方式,立法层面上应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体系内对法律规定进行修改,以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为核心定位,并补足其他程序条件设置和例外规定;司法层面上应出台统一的司法解释,并辅之以逐级上报制度、裁判文书说理义务、发布指导性案例;在配套机制方面,应建立外事部门沟通联络制度、外国判决数据系统与国别清单制度,以保障互惠原则软化适用的顺利运行。

外国判决在新加坡的承认与执行

外国判决可以通过两种程序在新加坡得到承认与执行。第一种是登记程序,其依据是《英联邦判决相互执行法》或者《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法》。前者规定了在英联邦国家获得的判决在新加坡的相互执行;后者适用于给与新加坡判决在该外国的承认与执行以互惠待遇的非英联邦成员的国家。登记外国判决的程序规定在《高等法院规则第67号令》中。第二种是重新审理程序,即根据普通法,以外国判决为依据在新加坡法院提起诉讼。

外国法院判决在泰国的承认与执行

泰国没有专门的法令规定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也没有参加任何能使判决得到互惠承认的多边公约或者双边协定。泰国最高法院第585/2461号决定强调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时着重审查以下问题:国际管辖权、终局性、互惠、欺诈、自然公正、公共秩序和救济的性质。一项不能令原告满意的外国判决不能阻止原告以原先的诉因在泰国再次起诉。外国判决的终局性和不容反悔问题在泰国是不确定的。在外国法院胜诉的原告既可以以外国判决为根据在泰国提起针对被告的诉讼来执行外国判决,也可以基于最初的诉因在泰国法院重新提起诉讼。

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实践分歧与协调

民商事判决的国际流通在国际民商事司法合作中日益重要。两大法系损害赔偿理论分野和各国惩罚性赔偿实体制度的差异,是域外惩罚性赔偿判决获得承认与执行的主要法律障碍。实践中,对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存在完全拒绝、原则承认和分割承认三种不同模式。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试图通过国际公约方式加以协调,并在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2019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中采纳分割承认的模式。我国应对标国内惩罚性赔偿的实体规定,建立分割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制度。

“一带一路”战略下互惠原则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的适用现状、困境与变革

国家间法院判决的自由流通是"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律保障。司法实践表明,狭隘的"事实互惠"无疑将会给中国和尚未与中国缔结司法协助协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民商事交易活动带来较大法律风险。最高人民法院遂提出针对沿线国家实施"法律互惠",以提供确定性的法律环境。然而,中国关于互惠原则的法律规定还存在立法目标模糊、证明责任承担不明确、审查过于严格、互惠例外范围较狭窄的问题。基于此,中国需要明确立法目标,确立划分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标准;确定由法院承担互惠关系的证明责任;实行个案审查,将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限定在类似案件;将互惠例外范围扩展至包含外国公民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以及身份人身权和亲属关系的认定或解除。

“一带一路”倡议下互惠原则在中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领域的适用

中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依据包括国际条约和互惠原则。由于中国尚未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且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数量较少,互惠原则在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适用尤为重要。然而,中国国内法仅规定互惠原则是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依据,并未涉及互惠原则适用的具体内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议明确互惠原则的内涵及适用目的、互惠原则的适用标准和证明责任分配,且适当扩大互惠原则适用的例外情形,提高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效率,保证"一带一路"倡议下互惠原则在中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领域的顺利适用。

外国判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现状及未来

'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已成为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及国家间司法合作的重要事项,其价值的日益凸显与持续推进的国际民商事交往之需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坚持'私权本位'的立场及'开放、协作'的姿态是当前国际社会在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得以不断实现突破的重要基石。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及司法环境下,外国判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遭遇了挑战,正面临着一系列内在的僵局,这主要包括立法上的'无法可依',法院实践中的'司法保守'以及国际合作中的'协作有限'。搭建在充分认识各国及国际社会的发展实践之上,积极地应对并有效地解决这些困境是我国完善法治,融入国际社会并缔造有利的跨国民商事交往环境的必然要求;与内在的诸困境相对应,我国在立法、司法及国际协作上的'自我完善'与'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之努力是化解外国判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难题的根本路径。

南非和美国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比较

比较南非和美国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规定 ,可发现两国有许多相同和不同之处。南非的“外国法院判决”只是指南非共和国以外的外国法院所做的判决 ,而美国除指美利坚合众国以外的法院判决外 ,也指美国国内各州法院之间的判决。在理论基础方面 ,南非并不是很确定 ,有“礼让”“重大关系”等学说 ,美国的传统理论是普通法的礼让原则。在程序上 ,南非采取登记方式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 ,美国境外的外国法院判决 ,由美联邦法院负责承认与执行 ,美国境内“姊妹州”的判决则分两种情况。在抗辩理由方面 ,两国都以原判决国法院缺乏管辖权为重大理由 ,但南非一般主张根据诉讼地法院的法律来确定管辖权 ,美国则以被申请法院地的法律来确定 ;南非法院不承认和执行可能被上诉或尚在上诉审中的判决 。

可分割制度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的适用及其启示

推动法院判决的全球性流通为当今的主流趋势。司法实践中外国法院判决因其部分内容不符合被请求国的法律规定而频频遭遇无法得到承认和执行的困境。基于诉讼经济和确保法院判决跨国流通的动因,可分割制度被引入国际和区域性条约中。该制度允许当事人只申请承认和执行部分法院判决或被请求国法院依其国内法对外国法院判决进行分割并执行部分判决内容。可分割制度为中国突破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实践困境提供了新出路。中国需要借鉴国际条约和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并入可分割制度并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确定性要件”

外国判决具有"确定性"是其得到域外承认与执行的基本前提之一。然而,对于判决"确定"的标准,各国、各法系之间尚存在诸多差异,这影响着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鉴于"确定性要件"日益突出的重要性,海牙判决公约计划就"确定性要件"达成了折中方案,意在引入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判决确定性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等国内法要求外国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引入了"确定性要件",而我国司法实践并未充分关注"确定性要件"的适用。"确定性要件"的合理架构及适用应成为我国未来有关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立法及司法完善的重要方面。关于"确定性要件"的完善进路,应充分考虑海牙判决公约方案的开放性、国际性立场。

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法律制度中的互惠

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当中,互惠关系是承认外国判决时首先要满足的条件,因为国家之间相互承认带有司法主权性质的判决意味着在主权上的相互妥协,而这种妥协恰恰建立在相互之间互惠关系之上。互惠原则从产生之初就是以满足国家的政治利益为主要内容的。所以,从传统意义上讲,互惠原则主要体现的是它的政治功能,即形式互惠原则。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互惠原则已经不能适应国际法律交往以及国际程序法理论发展的需求,必须对该原则进行重新研究与思考。本文将从互惠原则的历史演进、互惠概念出发,对原有的互惠原则进行批判,并进一步论证新互惠原则的内容以及制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