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时期韩国临时政府的主权意识演变——以宪政立法和承认外交为中心

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迁址重庆,先后两次修宪并制定《建国纲领》,明确战后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工作重心。重庆时期的韩国临时政府通过宪政立法和集中军权,加强对内主权的重塑和稳固,同时将实现民族独立、获得政府的国际承认和建设武装部队确立为基本外交方针,致力于通过“承认外交”获取对外主权。然而,“临时政府”的特殊身份和“革命宪法”所构建的主权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加之各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和对韩国临时政府地位存疑,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外交”最终以失败告终。

论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

论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朱皓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１月１１、１７、１９日，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三次发表对外宣言，急迫地吁求帝国主义列强予以外交承认。然而，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九十天里并投有...

民国初期中俄关系中的外交承认问题——以俄国承认袁世凯政府问题为例

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开始寻求外交承认,但在华有重大利益的帝国主义列强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承认问题陷入了长时间的多方交涉中。其中,俄国不但不愿意尽快承认中国的新政府,还打算借承认问题勒索更多利益。俄国联合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俄在中国东北以及蒙古地区的"特殊利益",并且将对华贷款问题与承认新政府问题捆绑在一起,彼时的袁世凯政府无力反抗列强的无理要求,又急于获得它们的支持,故而选择接受其提出的附加条件。要求得到满足后,俄国才宣布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新政府。外交承认是中俄关系史当中的大事件,通过对外交承认问题的分析,可以了解民国初期俄国对华外交政策的特点,并对袁世凯政府时期的外交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

1964年戴高乐政府对华外交承认初探

翻开我国对外关系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人们不难发现,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60年代末,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很少有正式外交关系。长期以来,中国仅同英国、荷兰保持着代办级关系。而打破此种局面,率先与我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则是法国。应该说,当年的戴高乐政府在对华外交承认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然而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偏重对中苏、中日和中美建交的研究。中法建交问题却被学者们忽略了。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援引一些迄今鲜为人知的外交史料,就1964年法国对华外交承认之背景、经过及其影响诸问题作一初探,当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中缅建交问题再探讨

中缅建交是当代中缅关系的起点。早在1948年12月,缅甸便初步决定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吴努政府更多考虑的是何时承认的问题。最终,在确定英国和印度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缅甸于1949年12月16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中缅双方彼此猜忌防范,直到1950年6月8日两国才正式建交。历史记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建交前后的中缅关系,压制了两国在经贸关系和政治往来等国家利益层面的互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缅关系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双边关系,英国、印度和苏联等第三方经常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1953年,中国在外交政策中强调和平共处,缅甸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开始奉行中立主义,国家利益在中缅关系中的优先性迅速提高,双方关系明显转暖。

论英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

英美在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明显不同:英国主张尽早承认,尽管其决策取向经历了一个从事实承认到法律承认的递进过程;美国则始终坚持反对过早承认和主张有条件承认,具有不承认的实质性内容,并注定了不承认的结局。1949年1～5月,英美分歧凸显;1949年7月至1950年初,英美就承认问题不断磋商,但整个协商过程表明双方各执己见,最终各行其是,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而早在1950年初美国在近期内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承认河内政府对谁有益?

美国政府是否应该承认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目前在美国的人权主义、反战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势力正促使我们在外交承认上采取行动。

承认新中国与新民主主义外交的酝酿

新民主主义外交酝酿于香山时期。在香山时期,中共中央在考虑与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关系时,所主张的是建立外交关系,而非承认问题“。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作为两个国际法术语,各有其内涵,具有不同的性质。中共中央此时对美外交以及整个对外关系的处理,显然受到苏联的影响。国民党在冀图英美等不要承认新中国的策略上,曾寄望于通过联合国机制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无论是国际法理还是现实情势,都促使国民党认识到,妄图阻挠国际社会承认新中国,只能是徒劳。

试析美苏建交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美苏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身受经济危机困扰的美国迫切需要将苏联作为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日德法西斯势力开始了疯狂的侵略扩张活动,严重影响了美苏自身的安全和世界和平。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面前,奉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罗斯福总统终于打开了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

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困境及国际社会的关切

阿富汗塔利班的再度执政,重塑了该国的政治生态,并将对国际关系产生持续且深远的影响。自塔利班作为一种自发现象兴起迄今,其自称和他称随着阿富汗国内政治、地区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演进而历经复杂流变。当前阿富汗临时政府为谋求外交承认,保持了一定耐性且展开了国际互动,但其两度以“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为“国号”的做法,引发了国内外的审慎思考。未来对“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外交承认问题,将会对阿富汗国内及国际社会对阿塔的历史书写产生连锁影响。除了对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会牵涉阿塔首次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以外,国际社会还对其建立包容性政府、与恐怖组织脱钩、保障人权、改善民生以及与邻国关系等诸多方面重点关切,这些因素将会对阿塔的执政及受国际社会接纳的前景产生直接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行”与“止”——兼及“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问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事端,次日占领沈阳,到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为止,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1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三倍之多的领土。3月12日,日本一手扶植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粉墨登场;9月15日,日本政府以签订日“满”议定书的方式,对其予以了外交承认。至此,日方所谓之“满洲事变”,总算告一段落。

外交承认的旧模式和新趋势

承认是外交、国际关系、国际法领域里一个古老的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承认一直被视作国家交往的前提条件,是否给予承认也因此成了一种政治资源。随着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社会进程,外交承认的原则已经在包容性和排他性两个极端之间发生重大的变化,欧盟的对外行为最能反映外交承认的新特征。但欧洲的创新没有取代传统外交,而只是增加了新层面。从长远来看,NGO和其他行为体参与国际社会对外交承认标准提出了挑战。

郑和下西洋之推动力

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不是寻找建文帝,也非炫耀国威。前期主要目的是通过“金钱”和“大棒”并用的政策来获得海外各国的“外交承认”,后期是郑和及其使团人员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主动要求下西洋。朱棣是前期下西洋的推动力,后期这一主要推动力就变为郑和了。

论冷战时期美蒙建交与美国对外蒙古战略

美国默许下,外蒙古于1961年加入联合国,美国事实上认可其独立地位。此后,国务院建言约翰逊政府承认外蒙古,与之建交,并初步拟定对蒙战略。白宫遂与蒙方接触,但因台湾及苏联掣肘,接触无果而终。尼克松及福特政府时期,美蒙接触再起,美方深化了对外蒙古战略重要性的认知,但因内外反对,该议题被再次搁置。直至冷战趋于落幕,苏联全面松绑对蒙政策,美蒙实现建交,双边关系迅速进展。冷战时期的联盟体系对美蒙建交造成巨大牵制。美蒙建交是外蒙古逐渐奉行"向西看"战略与美国成功向内亚腹地打入"楔子"的历史产物,美国在冷战时期酝酿的对蒙战略亦影响了其在后冷战时代发展美蒙关系的实践。

西哈努克辞职的前因后果

西一洪会谈激起波澜,而西哈努克态度戏剧性的变化则更引起了关心柬埔寨问题的各方人士和舆论的关注。人们纷纷揣测,这究竟是西哈努克的反复无常,还是他别具匠心的战略举动?

美国对台政策:目前进退两难的处境

一、总的看法(一)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三角关系问题日益突出针对美国政府核准法案提出的“默考斯基修正案”(默考斯基,美国阿拉斯加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其提案内容为对美国《与台湾关系法》进行修正,明定该法中有关对台湾军售的条款超过美国与中国签署的《8·17公报》的规定——译者注),增加了北京政府对美国向台出售武器最新趋势的担心.

中韩合作抗战中临时政府承认问题探析

日本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共同抗战成为中韩双方的历史使命。在合作的主流中,中韩之间在承认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涉及中美韩等多方交涉与博弈。承认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承认半岛独立,二是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承认半岛独立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持支持的态度与立场,并积极扶助,其中有由即时承认到适时承认的变化过程。美国政府则是由不承认转向适时承认。在承认临时政府问题上,中国政府由准备承认到只要美国政府承诺承认即可率先承认的变化过程。美国政府则是一直持不承认政策。鉴于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追随政策,在承认问题上,中国虽然试图说服美国,但在最终决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未能率先予以承认,这让临时政府在感谢中国政府扶助的同时也夹杂着不满。

艾奇逊、摩根索与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

1957年间 ,前国务卿艾奇逊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泰斗摩根索通信 ,讨论杜鲁门政府不承认新中国问题。考证和分析表明 ,已解密多年但一直被忽视的这些信件很有助于否定至今仍流行的一种观点 ,即艾奇逊在 1 94 9至 1 950年试图与中国共产党和解 ,但主要由于美国舆论和国会反对而无法如愿。艾奇逊在信中为辩护不承认政策而宣称的“现实主义”从属于反共反苏意识形态 。

1949年以来台湾对外交往情况分析

1949年新中国成立，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海峡两岸遂进入分治局面。此时，虽然新中国政府已经有效控制着中国的绝大部分，但由于冷战原因及西方阵营对共产党政权的敌视和封锁，新中国获得的外交承认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