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判决承认执行中互惠关系认定标准的重构

互惠原则是国家之间通过条约等途径或形式在进行司法协助时相互给予的便利待遇或给予便利的保证,对于全球法院判决的自由流动具有重要影响。《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的出台并不意味着互惠原则的湮灭或消逝,互惠原则仍将是外国判决承认执行的重要条件。各国在实践中,多采用条约互惠、事实互惠、法律互惠、推定互惠等标准来认定互惠关系,每种认定标准都各有其利弊,若仅单独采用其中某一标准,不利于发挥互惠关系的激励作用。

内地和香港民商事判决相互承认执行的最新发展

2006年7月,内地和香港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内地的审判监督制度,并将内地所有具有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权的法院的判决纳入进来,具有突破意义。但是,它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为了进一步促进两地民商事判决流通的合作,我们应该赋予互惠原则新的涵义并完善内地的审判监督制度。同时,香港也应该逐渐建立对内地的司法信任。

比例原则在惩罚性赔偿判决跨国承认执行领域的适用

近年来,惩罚性赔偿判决跨国承认执行领域的新发展表现为,比例原则逐渐被作为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考量因素。比例原则的适用,主要是基于公正价值理论和欲望理论的双重考虑。受禁止实质性审查的限制,惩罚性赔偿判决跨国承认执行领域的比例原则无法完全符合传统公法上比例原则的适用前提。比例原则的适用,存在依附型和独立型两种不同的模式,前者将比例原则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后者将比例原则作为独立的承认执行条件。比例原则的适用方法,传统上是采取参照式之正向判断方法,但实体性和程序性比例原则之双重呕吐测试法也许是更为妥当的做法。

日本法院对我国财产关系判决的承认执行问题研究

当前中日间互不承认执行财产关系判决的状态对两国间的民商事交流十分不利。通过分析日本法院相关案例可以发现,造成我国财产关系判决无法被日本承认执行的原因在于,我国法院对中日间互惠关系的否认、互惠原则解释不明确以及日本法院对五味案错误的参考。双方应基于互惠原则推进中日间财产判决的相互承认执行。

承认执行外国法院知识产权判决之公共政策例外的特殊性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2019年7月通过的海牙判决公约的历次草案以及各跨境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示范性规则等一系列法律文本及有关案例的研究,发现在承认执行外国法院知识产权判决的过程中,对适用公共政策例外的考量因素具有特殊性。在人权保护层面,需要考虑与个人数据权利的冲突;地域性也可能构成援引公共政策例外的情形,表现于对判决的法律审查在特定情形下不可避免,需要审查是否适用权利保护地法,但若外国判决中的知识产权在被请求国没有规定或规定不一致,不构成援引公共政策例外的理由;在国内利益方面,还需要考虑公共健康和公共道德等因素。

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

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回归后,粤港澳三地围绕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持续开展磋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安排》,但是这些《安排》在适用范围、适用顺序、公共秩序保留、审查期限、沟通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缺憾,需要继续完善,使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早日实现完美对接。

全球治理视域下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当前,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的国际民商事秩序需求日盛,亟待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并以全球治理为视域考察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民商事争议的全球治理对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在利益权衡、司法互信和监管功能方面均提出了要求。在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积极回应上述要求,不仅有助于融合民商事判决跨国流动中存在的特殊主义国际私法与普遍主义国际私法之立场对立,也能够指引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规范革新。全球治理视域下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规范革新,应构建平衡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规范体系,建立提升司法互信制度化的规范体系,确立蕴含监管功能的公共秩序规范,以此为我国在国际民商事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

互惠原则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的适用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是国家对外进行民商事交往的重要法律保障,而在目前我国尚未批准加入与该领域有关的国际条约以及与其他国家订立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数量较为稀缺的情况下,互惠原则是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但是,我国在立法上对互惠原则的规定较为简略,导致规范的内涵与目的模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互惠关系认定标准严苛等问题。“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对国际民商事交往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应在政策方面推动构建条约签订全覆盖、信息共享全面高效的“一带一路”司法合作机制,在立法方面注重体系完整与制度优化的规则设计,在司法实践方面区分不同情况来灵活处理互惠原则的适用,以促进判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流通,彰显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中互惠原则的适用——从宏观启示到微观建议

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领域,统一互惠原则的适用,对服务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有重要意义。宏观上,结合我国互惠原则适用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采取政策分析、博弈论分析和法律价值分析的研究方法,可知互惠原则适用的目标是以我国积极主动地认定互惠关系换取外国的司法合作,互惠原则适用的法律价值追求是实现互惠原则适用规范的明确统一。微观上,为贯彻落实互惠原则适用目标和法律价值追求,可围绕《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作以下调整:保留事实互惠,构建谅解或共识互惠、推定互惠、事实互惠和法律互惠的多元格局,为人民法院认定我国与外国存在互惠关系提供更多可能;借助统一完善的规范设计实现确定性的法律价值追求,包括阐明并拓展谅解或共识互惠、法律互惠、外交承诺推定互惠的法律内涵,确定我国与美国等多法域国家的部分地区间可认定存在互惠关系,构建高效的互惠原则案件通报制度和法院内部、内外信息互通机制,统一完善互惠原则的适用。

论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判决的域外承认与执行

伴随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应运而生。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所作出的有效判决,在制度框架内如何被别国承认与执行,直接决定着法庭的实际运作效果和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地位。为了解决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判决在非条约国家承认与执行的问题,增强判决的可执行性,拓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途径,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拓宽推定互惠,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最高法院订立合作谅解备忘录,借鉴DIFC法院判决转化为仲裁裁决的经验,积极探索“由法院管理的仲裁”方案。应多管齐下,通过传统与非传统解决方案相结合的方式助力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判决在其他国家的流通性和可执行性,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竞争力。

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中的“公共政策”条款

不论是法院判决还是仲裁裁决,在各国的互相承认与执行制度中,都避免不了有关“公共政策”的司法审查。公共政策是各国保护本国的“安全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各个国际条约中,都可发现以“公共政策”为由对判决或裁决予以拒绝承认与执行。通过围绕“公共政策”条款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领域的适用研究,厘清对公共政策的概念理解与功能作用,结合国际条约及各国对公共政策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司法实践,并对《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中第七条关于公共政策条款进行评析,最后对中国在对接《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的公共政策问题提出完善之策。

我国承认和执行涉外商事仲裁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认定探析

社会公共利益在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的“安全阀”作用已被各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所肯定。为了支持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发展,我国法院秉持谨慎解释的原则,很少适用社会公共利益条款拒绝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本文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例的分析,探索我国法院在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运用和把握尺度,提出对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与完善设想。

我国民事调解书在普通法系国家的承认与执行

作为我国独特的法院调解制度下的产物,民事调解书在跨境承认和执行时会因制度理解的差异而产生性质争议。本文通过梳理澳大利亚首次执行我国民事调解书的案例,明确法律适用并厘清了民事调解书的性质,同时分析了民事调解书在澳洲等普通法系国家承认和执行的成文法路径、普通法路径以及公约路径。我国应更积极地参与相关国际条约规则的制定并推动其批准生效,深化国际司法领域协调合作并推进国际民商事秩序合理发展。

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为视角

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国际商事诉讼作为其主要路径之一,其作用正日益得到重视。不同于仲裁裁决在承认与执行上所取得的进展,国际社会尚未在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取得广泛性共识,这对当事人选择国际诉讼作为争议解决方式构成了实质障碍。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以管辖权为线索,在推进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上作出了持续努力,业已通过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海牙判决公约》规定了协议管辖和间接管辖权的有关事项,构成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重要的法律渊源。会议继续推进的“管辖权项目”对直接管辖权的基础等问题的磋商,也将进一步推进该领域更多共识的取得。在推进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构建的背景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相关的法律制度,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此领域的条约协商与合作,贡献中国智慧。

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互惠原则新发展——以亚琛破产案为视角

本文以全国首例适用法律互惠原则承认外国破产程序案为视角,并梳理过往案例以分析中德两国适用互惠原则之法制基础,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适用法律互惠原则对于推动跨境破产之时代意义,从而论证法律互惠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之积极意义。

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由分析

仲裁作为现代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最主要的方式,其裁决结果能否得到承认与执行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尽管《纽约公约》列举出了几点缔约国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但我国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不足,如对“非内国裁决”、被撤销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以及对公共政策的适用问题,因此需要确立“非内国裁决”的标准,给予我国法院执行裁决时的自由裁量权并且限缩公共政策的适用范围。

文物追索判决申请外国承认与执行的路径检视

2022年12月发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出增加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具体情形,此修法建议与2019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在间接管辖权等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未来我国法院作出的民间文物跨国追索判决将有机会通过《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获得外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促进流失文物的实质回归。对此,我国法院应当坚持依法行使对民间文物跨国追索案件的管辖权,避免外国法院在先差异判决。

两岸联姻离婚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立法检视与完善路径

两岸联姻离婚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法理依据是当事人的社会公正和"需要原则",法律依据则是各自单边立法。由于两岸各自单边立法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使两岸联姻离婚判决难以执行,因此,需要对现行的相互承认与执行制度进行完善。一方面,应修改现行各自相关立法,使之趋于统一。另一方面签订双边专门互助协议,逐步实现从单边模式向双边模式的转变,以促进两岸联姻离婚判决在两岸间的"自由流动"。

我国区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之比较

近年来,我国在区际法院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方面取得了进展,先后生效的几个区际司法协助规定与安排的达成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区际法院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的开展。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或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半成品",而较为理想的模式应是进一步制定一部统一适用于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专门立法。

未竟的争鸣: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在晚近三十年的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被仲裁地撤销的仲裁裁决在他国获得承认与执行的案例屡次出现。以Hilmarton案、Putrabali案等为代表,法国法院的实践最具代表性。这种司法态度持续地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承认与执行被撤销的裁决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存在?对此,从裁决撤销制度的意义以及《纽约公约》相关条款的解读出发,可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结合《纽约公约》的立法宗旨以及当代国际仲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于这一问题,宜采取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回答应为肯定,操作则当谨慎。目前中国法院尚未面临相关类似案件。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时即已表明,被执行人证明裁决存在已被仲裁地撤销的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拒绝承认及执行。中国未来有必要明确:仲裁地法院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所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撤销的仲裁裁决,中国法院才应当拒绝承认及执行,否则,中国法院将保留承认与执行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