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同传译员的承诺伦理——切斯特曼传统翻译伦理模式之粘合剂

口译既是一种主体行为,也是一种伦理行为。口译员对口译策略的选择应当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切斯特曼传统翻译伦理模式包括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这四种模式存在着边界不清晰、兼容性不足等问题。通过梳理国内外对翻译伦理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医学同传实践的个案分析,本研究发现切斯特曼后期提出的承诺伦理对于前四种翻译伦理模式间的冲突有总体粘合作用,并对口译质量有提升作用。本研究将切斯特曼的承诺伦理运用于分析口译员的策略选择,有助于促进翻译伦理与口译实践的衔接及口译员培养和职业化发展。

翻译的承诺伦理——传统翻译伦理的逾越

建立在传统翻译伦理包括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及规范伦理上的翻译的承诺伦理以交往伦理学为理论基础,融合了传统翻译伦理各流派的价值理念,明确指出了自身的适用范围以及译者在翻译中承担的责任,从宏观层面探讨翻译,平等对待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所有主体,是对传统翻译伦理的逾越。

翻译的承诺伦理之透视

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的承诺伦理,旨在解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之间的不兼容现象。该伦理模式下的承诺只是译者单方面的承诺,而翻译中的承诺应该是双向的。在译者向原文作者、委托人、译文读者做出承诺的同时,这些与译者翻译活动息息相关的行为主体也应向译者做出承诺。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在这些主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充分发挥协调功能。承诺伦理模式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准备解决的问题。

积极休闲与伦理承诺:农村文化志愿服务行为的持续性机制

农村文化志愿服务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但目前的发展存在志愿服务持续性不足的困难。基于斯特宾斯的“积极休闲”视角,本研究从农村文化志愿者的主体性感受切入,发现该群体将其作为文艺爱好者的创造性追求与志愿者角色结合起来,呈现出典型的“积极休闲”特征,甚至将志愿服务作为重要的事业性体验,展现出典型的职业精神。中国农村社会“伦理本位”的组织和社区环境促使志愿者内在性地生发出对所属组织和社区的双重承诺,并产生了具有吸引力的体验账户盈余,这进一步触发了农村文化志愿者的服务动机,从而形成一个“动机—达成”的逻辑回环,推动志愿服务的持续进行。

论社会工作的伦理承诺与伦理困境

一般认为,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会遇到诸多困境,伦理困境就是其一,这表现为社会工作者很难在诸多利益选项中择其优者,进而难以对案主进行有效干预。质言之,这种困境并不是伦理困境,而是基于利益博弈之上的策略选择问题。社会工作的伦理承诺应该理解为如何引导受助者去实现幸福生活,其伦理困境的主要内容是由利益问题的永恒性所牵涉出的社会工作(者)对利益问题的态度困境,其伦理困境的深层意蕴表现为在现代性条件下,实现幸福生活的伦理诉求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及人的存在方式之间的张力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将来时伦理承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伦理承诺是建立在"将来时"时间视野的。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包括三个层面,即"全时间视野""现在进行时的时间视野""将来时的时间视野"。共产主义是马克思通过对当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现在进行时的时间视野)而建构的"将来时"伦理承诺。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共产主义伦理承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伦理承诺。基于这一原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是基于对当下世界不和谐因素的批判而建构性地提出的"将来时伦理承诺"。

翻译伦理模式理论普适性思考之翻译主体指涉与定位探究

由翻译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组成的翻译伦理模式理论对中西方翻译伦理学的发展贡献巨大,以致于国内翻译界出现了以该理论为基础构建普适性翻译伦理的建议。然而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没有明确翻译主体(译者除外)的具体指涉,对翻译主体(译者除外)的定位也不一致,旨在融合这4种翻译伦理的承诺伦理也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因此,以翻译伦理模式理论为基础构建普世翻译伦理的设想不可行。

冲突——翻译伦理模式理论再思考

借鉴西方翻译伦理学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翻译伦理学是当今中国翻译学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在西方翻译伦理学诸流派中,由翻译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构建的翻译伦理模式理论对中国翻译伦理学的发展影响最大,以至于国内翻译界出现了要以该理论为基础构建中国翻译伦理学的呼声。但该理论的前四种伦理在服务主体、主体定位和译者定位三个维度上的冲突导致它们互不兼容,旨在融合四种翻译伦理的承诺伦理也未能解决兼容性问题。因此,以翻译伦理模式为基础构建中国翻译伦理学的设想并不可行。

翻译伦理视角下的《解密》英译本研究

麦家的小说《解密》英译本在英美出版发行后获得巨大的成功,文章从翻译伦理视角出发,通过对小说《解密》中文版和《解密》英译本的对比研究和分析,对翻译伦理的五种模式的选择进行探讨,结论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在遵循承诺伦理的前提下,根据委托人要求和读者的期待,侧重于再现伦理、交际伦理、服务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这四种模式中的一种或几种模式,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为西方读者呈现最完美的译文。

基于语言服务的商务翻译职业伦理

本文在梳理翻译伦理研究的基础上,从商务翻译的应用性、职业性和社会性出发,结合切斯特曼和皮姆的翻译伦理观,提出商务翻译要遵循三大职业伦理:合作共赢伦理、服务伦理和承诺伦理。

美好世界维度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方案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命运与共和谐关系的必然要求,它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可以让人们共建共享更加美好的“关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场”于马克思对未来世界样态的伦理承诺,始基于世界历史性的个体存在,源自于“真正共同体”的本质存在,内在地隐含着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将来时伦理承诺”。站在人类性、全球性和国家民族性维度上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蕴,可知它是对当代人类关于人类自由与解放思想的自我确证,是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重关系及平衡调节全球“个体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的现实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和谐发展的思想共识,真正转化为全球遵循的基本准则,那么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立自主的美好生活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应秉持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在坚守和平、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中增强合作,推动建设和平共处的世界大家庭;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倡导和而不同的和合思维,推动建设平等尊重、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建立多边主义合作机制,构造多边利益共同体和多维度合作共同体平台,推动建设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共生共享的多边世界;以“一带一路”为发展契机,积极融入和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体系良序建设,为化解全球治理难题和规范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贡献中国方案。同时,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价值选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