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赔偿视角下证券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困境纾解

证券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是行政和解制度的实践形式,其推行有望提升受损投资者获偿的及时性和充分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下的投资者具有承诺认可协议、承诺金、先行赔付和民事诉讼三条获偿路径,其在运用过程中存在承诺程序对投资者的保护不完善、承诺金对投资者的赔偿不充分,以及承诺金赔偿与先行赔付、民事诉讼的衔接不协调的困境。为此,需建立投资者对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程序的参与制度,保障投资者知情权,并完善承诺认可协议的司法救济途径。同时,应协调承诺金的行政制裁和民事赔偿属性,健全承诺金的数额确定、管理和分配机制,促进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与先行赔付、民事诉讼的协同。

资本市场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实施问题研究

《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发布实施后,资本市场行政和解制度试行结束,开始推行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制度实施过程中,除遵循制度内容和立法理念外,仍需在明晰当事人承诺执法特征的基础上,立足市场实际,着力提升执法效率和透明度。当事人承诺的“柔性执法”、所采取措施的综合性及不认定当事人违法行为,使其呈现独有的执法特征。案件处理过程中,应注重及时用承诺金赔偿投资者、对当事人履行承诺情况的监督以及执法信息的适度公开。承诺认可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影响着该类争议受到司法审查时应当适用哪种标准,而其作为行政协议进入司法审查程序,会对行政执法及监督产生一定影响。

程序裁量视角下的证券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范分析

借助于在调查阶段的程序嫁接,《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赋予证监会自主选择以行政处罚或是适用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即通俗理解的“行政和解”)进行执法的裁量权。第一百七十一条蕴含的程序裁量权,催生出行政处罚、适用承诺制度两种行政作用方式协同配合、共谋监管执法目标的现象,蕴含着不同主体、多元权利义务相互交织的复合型法律关系。国务院2021年制定的《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大幅度放宽了前期试点阶段“行政和解”的适用条件,在强化程序独立性、提升执法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同时,实现了新制度与原有行政处罚制度的有机融合。承诺制度使整个证券执法过程在规范体系、价值追求、与涉案当事人的关系、评价标准等方面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