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演变的技术政治解释——以美国对华技术博弈为分析视角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常常忽视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仅将技术看作是经济和军事的天然附属。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深刻嵌入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技术的“杠杆和重塑作用”不断增强,进而重构全球技术竞争模式,引发国际关系的深层次演变。当下,技术竞争呈现出参与门槛高、竞争对抗意识浓、产业链和价值链战略地位空前突出等特点。同时,新技术本身所呈现的颠覆性、快速迭代性和涌现性等特征愈发受到关注。美国对华在新技术领域的“切割和封锁”策略,在瓦解全球技术共享生态的同时,迫使技术竞争的双方主动和被动地进入更激烈的博弈状态,导致全球治理出现新难题,进而给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技术政治时代下中美国际科技合作的战略转向比较研究

技术政治时代背景下,国际竞争焦点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布局和秩序构建展开,国际科技合作的驱动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主要国家战略转向态势明显。本文以技术政治时代的重要特征作为变革动因,选取中国和美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作为比较研究对象,采用“目标-理念-路径”分析框架对两国在战略目标、战略理念、实施路径上的转变方向进行对比,接着使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从总体发展态势、主导地位变迁、合作网络演化3个维度进一步开展量化验证和具体分析。战略转向趋势的多维度对比结果表明:①技术政治时代下中美战略布局呈现差异化走向,美国以排他性多边主义框架为核心的“技术联盟”战略逐步形成,中国则以“开放创新”为核心理念,由参与全球创新转向引领全球创新;②中国在时代变局中所受影响更为明显,析出的合作需求还未得到充分转移和补充;③中国在国际科技合作能级和利用国外科研资金方面尚有提升空间;④在共同关注的全球性挑战议题上,中美仍有持续合作空间。在此基础上,从战略层、战术层、操作层提出启示建议。

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社会的系统考察

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的新现象,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需要探讨的前沿课题。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发展到高新技术阶段的特殊形态,是人们因高新技术的使用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交往中形成的全新社会空间。技术社会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学科、工作和环境领域产生极大影响,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步入新格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需要秉持现代技术哲学自觉,立足马克思主义技术思想、科技哲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培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形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知识体系,明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应用标准。

略论兰登·温纳的技术政治性思想

兰登•温纳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技术哲学家,因其1977年出版《自主的技术》一书在技术哲学界名声大噪。其中,他阐述的技术政治性思想更是引发了人们的广泛讨论,并对当今世界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温纳的技术政治性思想从技术的自主性出发,不仅将视角转换到政治领域内,而且将技术深入具体政治事件中,分析技术在其中的表现、作用以及影响,揭露了技术的内在政治性本质及特征。在此基础上,温纳进一步提出了民主控制的可能性,尝试解决技术的控制问题。

人工智能会使无产阶级变成“无用阶级”吗?--技术图景中的马克思阶级政治学说

赫拉利从当前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角度出发,得出了21世纪无产阶级将沦为“无用阶级”、资产阶级将上升为“超人类阶级”的结论。这种论断固然揭示了两大阶级之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却陷入了“技术统治论”的窠臼。马克思认为,技术并非纯粹的生产工具,在其产生、使用以及改进的过程中,都伴随着特定的社会关系维度。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不仅推动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形成,而且以能否服务于资本增殖为标准,将本属于同一群体的无产阶级区分为“有用之人”和“无用之人”。同样,对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也将像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样,呈现出资本的剥削、分化、控制等社会职能,所以,智能时代无产阶级所谓的“无用”的社会根源还在于“无产”。更进一步地站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看,当前人工智能图景中的政治形态依然是“阶级政治”而不是“技术政治”。故而,无产阶级在人工智能时代仍然要勇敢地承担起“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激发阶级意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建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拜登政府对华技术地缘政治竞争——限度与应对

随着大国竞争的加速回归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技术地缘政治逻辑驱使美国展开对华科技竞争。技术地缘政治视域中,科技成为地缘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而地理条件能够促进部分科技的产生与发展,大国间科技关系充满竞争。在这一逻辑的影响下,拜登政府强调国内、双边、区域、国际多层次协调并举,通过资源倾斜重塑美国产业基础、升级单边措施强化对华科技竞争、深化“印太”介入削弱中国产业链地位、拉拢盟友建构技术遏制联盟等方式开展对华技术地缘政治竞争,试图以高端封锁、低端替代瓦解中国崛起动能。在中国周边国家产业承载能力有限、对华科技联盟缺乏现实基础、中国积极作为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受到诸多制约。面对可能出现的外部挑战,中国需要立足自身国情打造自强与开放并重的科技发展格局,着眼双边共识领域构建大国良性竞争范式,通过多边协调合作培育包容性全球创新生态。

美国技术联盟策略演变与国际战略格局重塑

随着大国系统性战略竞争持续深化,结构性技术权力成为技术政治时代塑造国际权力体系和国际格局的重要支柱。当前,美国构建技术联盟的策略正从“小院高墙”向“多极技术联盟”调整,其重心从管控战略性新兴技术创新要素流动,转向侧重体系化争夺新型基础设施、技术供应链、技术生态体系等结构性技术权力。美国以争夺技术供应链主导权为重心的“经济安全”策略,不仅加速多极技术联盟的扩张,还会冲击和解构中等强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安全”和“经济”上的对冲战略,“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性和整体性遭受冲击。多极技术联盟将导致新兴技术权力在全球重新分布,非对称技术权力的发展变化将深刻影响国际格局,“选择性全球化”趋势或将更加明显。

从媒介工具性到技术本体论:西方生成式智能的数字帝国主义风险

智能时代到来,传统的以“工具化”媒介视角来探讨数字技术的政治性将不再适用。西方生成式智能不仅仅是存于现象学视野下的效率工具,更需要借助关于技术物的一种“本体论”视角的切换来分析其政治性。文章通过对生成式智能“本体”的分析发现,技术作为独立体系具有政治建构的特质:生成式算法下的体系控制、智能算力下的政治不平等与数据化机器式的掠夺化生产等。生成式智能的技术物本源与数字帝国主义观念呈现出一种接洽。数据化趋势与平台扩张观念不谋而合,霸权国家数字权力垄断风险下的压迫与歧视,甚至基于智能优势的西方国家有可能形成资本主义联合的超帝国主义风险。由此,对于技术后果的讨论,将最终回到机器与资本关系之间的初始语境:技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技术公共建构的悖论。

荀子道德哲学的政治技术化转向

学界公认儒家哲学以道德伦理见长,然而对儒家道德哲学在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政治技术化转向却有所忽略。在儒家道德哲学的发展进程中,自荀子开始出现了一种政治技术化的转向,这是荀子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最为独特的学术贡献。荀子的“外王”之道的本质正是政治技术化,主张运用技术手段来进行社会治理。荀子道德哲学的政治技术化转向呈现出由“礼”而“法”的特征,从道德层面走向政治层面。荀子将道德哲学进行政治技术化的转向提示我们,道德只有扎根于现实生活才有独特的生命力。

技术政治、承认政治与生命政治——现代主体性解放的三条进路及相应的政治概念

现代意味着人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实现了解放并且确立了三种不同的主体性意识。这就是能够揭示并利用必然规律的认识主体性、抽象人格得到等同承认的权利主体性和实在物性得到肯定和颂扬的欲求主体性。与现代解放中确立的这三种主体性意识相对应,现代政治叙事形成了三种政治概念,即以认识主体性为基础的技术政治、以权利主体性为基础的承认政治和以欲求主体性为基础的生命政治。其中,生命政治以作为物性实在和实在物性相统一的生物性生命概念即欲求主体作为政治叙事的基础,将现代主体性解放推到了物性实在的层面,因而成为现代政治概念的逻辑终结。

后人类主义、主体性重构与技术政治——人与技术关系的再叙事

主体性是观察人与技术关系的重要视角,从技术工具论、本体论到技术主体论,人与技术的关系处于不断的重写状态。后人类主义建基于技术主体性构想,通过以赛博格为表征的后人类主体形象重新激活主体概念,以此突进文化政治批判的理论空间。技术创生的新型主体及其实践创新了身份、认同、价值等意义生产机制,为解构传统人文主义隐含的种种霸权体制提供了强大动能。但与此同时,由于后人类主义将赛博格主体进行概念化、能指化、话语化,从而使其最终演变为对技术神话的复写。后人类主义的局限突出地表现在"去具身性"理论预设的失焦、对技术本体异化叙事的消解和技术政治实践批判维度的缺失等方面,上述局限导致了后人类主体观批判功能的弱化及消解。后人类主义需要重返实践领域,对技术主体性和人类主体性的关系进行历史化和结构性的观察,从而建立一种辩证的后人类主体理论,方能有效推进"重写现代性"中基于人与技术关系想象的历史课题。

政治技术研究论纲

当代社会,政治技术在巩固政治统治、提高政治管理效能、维护政治主体利益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必须重视政治技术研究。应该说,政治技术随人类政治生活产生和发展以来,到目前已趋向成熟,甚至可以成为独立的政治技术学科了。在政治技术研究中,政治技术的内涵、政治技术的发展演进、政治技术的作用、政治技术化与技术政治化等都是必须阐释清楚的重要理论问题。

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世界大变局深刻演变的重大历史交汇期,新技术群发式突破与融合发展正将人类社会推进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重塑国际权力的内涵与形态,基于技术的权力已成为支撑其他国际权力的支柱,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和秩序构建将是21世纪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这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推向“技术政治时代”,既而孕育出“技术政治战略”。美国新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意识形态塑造日渐清晰,正在“技术多边主义”框架下布局构建“技术联盟”,搭建“分层金字塔”结构技术霸权体系,争夺战略新空间控制权,重构战略威慑能力与威慑体系。在技术政治战略下,国际战略思维、理论、体系、方法、路径等都在发生系统性变革,多域空间融合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亟待构建。

技术与政治的双向互动

技术与政治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之中,二元构成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政治通过对技术的控制和干预而影响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技术的政治化趋向,技术具有政治性;另一方面,技术影响政治的存在及其运作,出现了政治的技术化趋向,技术对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产生影响。

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中的技术政治

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技术政治特色,即在保护耕地、确保粮食生产、制定并实施国家粮食战略等各个领域都实现了决策主体专家化、治理结构合理化、治理手段科技化等。技术政治在推进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也要警惕技术政治可能存在的某些弊端。

中国社会主义生态城乡观与技术政治探源——从克鲁泡特金到钱学森

本文试图重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被压抑的、基于农业技术革命的另类城乡发展路径论述,进而尝试进入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城乡发展与国家科技、文化路线之间关系的讨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城乡观念思想脉络的梳理,文章勾连了钱学森的城乡论述与克鲁泡特金、毛泽东、陈伯达等人思想一脉相承的联系。通过论证农业合作化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乡村问题被转换为社会主义工业和科技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这一发展方案既不同于当下的小农经济乌托邦,也不同于城市中心主义的美国式道路,而是一条探求城乡协调发展的、体现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未来愿景。对这一中国式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行发掘和回闪,将有助于我们将对当下城乡问题的理解,重新纳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技术政治历史当中。

技术不确定性:技术政治学的分析视角

技术和政治相互交织,融为一体,从本质上讲,技术就是政治。政治意志不断渗透到技术之中,技术烙上政治标识,技术不确定性变成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技术不确定性根源于认知因素、意志因素和政治因素。技术不确定性应对策略也逐渐从内在的技术疗法转向外在的民主协商这一政治路径,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技术魔力的揭秘者:温纳的技术政治哲学研究

文章论述了温纳的技术政治哲学的转变:从技术的自主性到强调技术的政治性,从技术的梦游到技术的民主控制的思想的变化;阐述了近年来他对于现代技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此基础上,对温纳的技术政治哲学的实质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网络民主的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基于技术政治学的分析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民主已在世界范围悄然兴起。从技术政治学的观点来看,网络民主的作为网络技术催生的现代政治模式是当代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技术与政治关系在当代社会趋于相互融通的重要体现。对待网络民主不应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而应以积极、宽容和欣慰的心态去迎接这样一个可以让民主政治获得新发展的时代到来。但网络民主也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过于乐观地陶醉于其对民主政治发展所带来的福音,还要认真面对并努力防止因其可能被泛化或被误用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积极引导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

“技术-政治-人”:三维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评估标准构建

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评估标准是评判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过程及效果的依据和尺度。通过对传统的强调"技术"的"3Es+1A"政策评估标准的审视和反思,基于"技术-政治-人"三维构建了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评估标准:一维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评估的"技术标准",包括政策投入、政策执行过程、政策效果、政策效率;一维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评估的"政治标准",包括公平性、回应性;一维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评估的"人的标准",包括以"人"为出发点、评估过程中要坚持"人的在场"、评估最终要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为最终归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