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安全风险研究--基于技术—经济范式视角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其安全风险实质上是新技术—经济范式所导致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带来的冲突,安全风险治理的本质是技术、经济、社会三者的匹配问题,治理目标在于通过三者的匹配形成一种对新技术的包容—排斥机制。从产生原因来看,技术的不确定性、安全风险在一定时期处于灰色地带带来的治理真空期、政府数字化治理的缺位与越位、制度适应的滞后性等是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从形成机制看,任何一次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都不会自动形成一种包容性的利益分配机制,因此对抗与妥协或者说风险及其治理贯穿着赋能经济的全过程。在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能量释放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由旅游业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变革引发的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层面变革的问题,也即数字技术引发的各种变革不能单独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得到解决。对此,可采取引入技术—经济与社会—政治耦合治理模式、从动态演化角度对顶层政策设计进行持续改进、在矛盾思维和复杂性思维中进行协同治理等安全风险防范策略。

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机遇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型:概念框架、日本经验与启示

[目的/意义]本文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视角把握后发经济体摆脱“追赶—落后—追赶”路径依赖,实现赶超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型的关系,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有效抓住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变革机遇、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提供依据和思路。[方法/过程]首先,构建技术—经济范式赶超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概念框架;然后,分析日本促进技术—经济范式超越追赶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向;最后,辨析当前中国与日本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赶超面临的情境异同,指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型的方向。[结果/结论]“导入期”和“转折期”是后发经济体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超越追赶中的关键进程,需要国家创新体系给予有效的制度、组织及资源支持。日本经验对中国国家创新体系转型有4点启示:兼顾范式追赶和范式引领两个有着本质性差异的目标,重视但不拘泥于突破核心关键技术,重点围绕潜在优势产业布局及一体化政策配套转型,以及着重思考如何借助海外投资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级。

计算技术与广告产业经济范式的重构

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提供了一种由通用技术、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原则所构成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促进社会经济新一轮的增长,也深深影响各产业的发展和企业行为。本文采取演化经济学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回顾广告产业经济范式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计算技术范式下,广告产业所发生的从人力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经济范式的重大转换,及其所引发的广告产业,从生产运作方式、经济组织方式到产业结构的颠覆性重构。

社会—政治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的耦合分析——兼论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政治范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问题时代”,增长乏力与不平等日益加剧成为其典型症候。“问题时代”固然与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有关,但其时间也恰好与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同步。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与前四次技术革命浪潮“绩效”的明显差异,意味着新熊彼特学派传统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不足以解释技术革命浪潮效能释放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单一的制度视角或技术视角都无助于解释“问题时代”的成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技术—经济范式的型构与展开必然受到社会—政治范式的影响,只有在技术—经济范式和社会—政治范式两者耦合的情形下,技术革命浪潮的潜能才能得到“共享式释放”。社会—政治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的耦合分析,对于理解当前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基于对佩蕾丝“技术—经济范式”的继承与批判

佩蕾丝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技术—经济范式",阐述了历次科技革命中金融资本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但这一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仅针对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发展,而无法为目前仍属于外围国家的我国在实现技术赶超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如何有效渗入并发挥助推作用提供理论基础。在传统的"技术—经济范式"中存在着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不平等,而外围国家要想实现技术赶超就必须完成对传统"技术—经济范式"的超越,以公有金融资本的导入来扭转私人金融资本所固有的逐利逻辑及其必然会产生的虚拟化趋势。

数智技术驱动数实融合的演进历程、国际经验与实践路径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数智技术驱动数实融合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伴随着数智技术的迭代升级,经济形态相继实现了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动态演进历程。运用“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从基础设施、核心产业、新兴产业和社会变革4个方面,分析了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促进数实融合的发展经验。在此基础上,从动力体系数智化、要素体系数智化、产业体系数智化和治理体系数智化4个维度,研究了中国数智技术驱动数实融合的实践路径。有鉴于此,提出大力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数字技能水平、继续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理论逻辑、发达国家战略部署及我国应对

现有研究未能厘清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理论逻辑、核心驱动要素和战略要点,无法深刻洞察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战略部署的内在逻辑,很难有效支撑我国数字经济战略和政策制定。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入手,认为数字经济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变革引起技术—经济和社会—制度范式协同演变的过程,其战略核心是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以及相匹配的制度体系重构。当前,数字经济革命与中美战略竞争相互交织,这就决定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战略部署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主动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要求,二是全力遏制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基于这一战略逻辑,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正从数字技术研发、数字技术应用以及配套的制度体系构建3个方面强化政策供给。对此,建设我国应以“技术领先、应用领先、制度领先”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推动顶层制度设计和部门协同机制建立,推动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研发应用和自主可控,有效应对数字革命挑战及发达国家竞争。

智能绿色增长、生活方式与社会-政治范式的重构

从传统增长模式向智能绿色增长模式转型,是使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能源和材料的“节约”以及新的绿色经济部门的“创造”,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和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使绿色与增长的“兼容”成为可能。但新技术只构成智能绿色增长的供给侧力量,要将技术内蕴的绿色增长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还需要生活方式的重构,从而在需求侧引导新部门创造,通过规模引致创新,促进智能绿色技术的生产率提升。但无论是技术本身的发展,还是生活方式的重构,都需要社会—政治范式的协同。

深刻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新型工业化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从发展目标看,新型工业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工业化;从技术—经济范式看,新型工业化是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工业化、数字技术赋能的工业化、产业深度融合的工业化;从国际环境变化看,新型工业化是绿色低碳的工业化、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工业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工业化。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需要加强前沿技术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提高产业链韧性水平、实施数字化绿色化双转型、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浅谈我国创业型经济的发展

立足于国际、国内创业型经济发展的态势,在深入分析我国发展创业型经济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探索创业型经济发展的内在演化规律,对创业型经济的发展与管理模式、创业政策框架以及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行深入研究,希望通过创业经济生态体系的构建,能够促进这一全新经济形态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生产力的质变:表征、动力与过程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范围扩展和组合重构的过程。在技术层面上,激进技术尤其是通用目的技术是推动生产力质变的关键因素,激进技术所组成的新技术系统及其对应的新部门的创生与增长,成为推动生产力质变的动力。其中,关键生产要素的大范围使用及其成本的迅速下降是质变进程加速的重要指示器。在制度层面上,与激进技术所对应的生产组织方式、要素特征相适应的适宜性制度体系,对引导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稳定、可持续的积累模式,起着重要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作为一个创造性与破坏性并存的过程,生产力的质变并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和波动的。由于不同的激进技术及相应的新技术系统在技术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时期生产力的质变过程和内容也有所不同。随着产业部门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生产力的质变过程往往伴随着多个激进技术甚至通用目的技术的叠加和协同,这就使质变过程中的经济波动更为复杂。正在展开的技术革命浪潮将从能源和信息两方面带来以绿色+智能为主旨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不仅取决于创新的力度、方式和方向,还取决于关键制度和观念的变革。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演进逻辑与实践进路

在技术—经济范式的框架下,新质生产力不仅代表科技创新的突破,更体现了技术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它利用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先进技术,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遵循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通过技术创新,新质生产力不断突破传统生产力的局限,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式提升。同时,经济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也推动其不断演进和完善。在实践进路上,可以通过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等策略,为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

中国人工智能领先之源:基于ROAR创新政策框架

人工智能具备通用技术的诸多特征,使其很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助推器,从而开启新一轮经济长波。当前正处于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导入期,人工智能的技术轨道还未成型,这是中国引领该技术发展的绝佳机会。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数据资源丰富,具备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但也面临诸多挑战。笔者基于ROAR创新政策框架的视角提出,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创新发动机的作用,以发展人类增强型人工智能为使命导向,建立和完善组织和制度支撑体系,引导人工智能技术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社会利益结构与教育创新的实践标准

教育创新直接影响教育制度的结构与社会"技术—经济范式"的进程,其实质是社会利益结构通过教育系统表现出来的力量对比变化。基于技术革命的经济长波运动决定了社会利益生产与教育创新的路径与周期性,教育创新应以有利于我国顺应经济长波规律的赶超发展过程中"两个文明"的协同作为价值标准,以有利于我国在此过程中形成与演化符合"毁灭性创造"机制的"技术—经济范式"为实践标准。

金融支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途径、机理与策略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和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需要效率更高、功能更强的金融支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主要体现为技术融合和产业融合,新一代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技术的融合发展是技术融合首要表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共同促进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金融需要更加聚焦技术融合和产业融合两条核心途径,在促进“数实融合”中有效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其内在机理遵循新的数字技术—经济范式。在实践中,要深入认识金融与技术创新相互融合的规律,推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同发展,将更多科技金融资源优先配置到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并发挥数字金融的作用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为“数实融合”提供有力金融支持。

“互联网+”:颠覆、创新与重构

文章在技术—经济范式分析基础上,构建了"互联网+"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传导与影响理论模型。分析认为"互联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效应可以分为颠覆、创新和重构三类。一是重大技术革命颠覆原有技术体系,社会需要一段时间接受适应;二是一旦跨越临界点就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全社会要素资源向新技术领域大量集聚,商业模式、市场模式、技术模式创新将不断涌现;三是生活消费方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引发新需求,经济进入新一轮的繁荣和上升阶段,新的经济生态系统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面对"互联网+"时代发展特征,结合社会正处于在新旧技术经济范式相互冲突和融合的重要时期,文章提出了应对策略,可为"互联网+"政策制定和机关企业应对策略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探索

本文首先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生产方式、数字化生活方式以及数字化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等方面解构数字经济,辨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研究数字技术促进实体经济效率提升及经济增长的机制。其次,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与宏观社会经济运行层面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主要途径。最后,从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导入、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联通、数字产业生态系统的培育、数字平台企业的扶持与规制、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与调控、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创设、数字壁垒与数字鸿沟的破除、数字经济低碳化的推进等方面引出未来的政策着力点。通过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使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成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人工智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成效与政策取向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正成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从技术—经济范式特征出发,认为人工智能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微观层面,人工智能作为新型通用数字技术,主要通过培育高端要素、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观层面,人工智能通过融合三大产业,采用乘数增长模式,进行智能技术赋能,实现活化驱动,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宏观层面,人工智能通过改变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对外贸易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结构,进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现阶段,人工智能发展的理论基础、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和产业链构建以及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等方面尚存在一定制约因素。为此,文章提出应大力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着力打造国产芯片生态圈和产业链、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的建议。

论新技术革命的实质——基于新熊彼特和马克思理论的综合

通过总结关于新技术革命实质的争论并结合新熊彼特学派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新技术革命是以新型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以新能源技术为动力支撑,以新型制造技术为标志的技术创新集群。由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仍把技术进步作为纯粹的外生因素,使其难以把技术变革和范式转换置于资本主义长期演变的具体历史实践过程中去考察。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内,技术创新的动力内生于资本家面对外在竞争压力和生产组织内部控制工人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双重动机。就此次技术变革而言,试图克服福特制之后如精益生产、弹性专业化、模块化与外包生产等各类生产组织形式的客观局限以维持资本的积累能力是其发展的直接因素。新的技术集群将对现有的生产组织进行改进,从而降低资本循环的各个阶段的成本并缩短资本的总周转时间,以实现更加快速、更低成本的大规模定制生产。

对演化发展经济学创新思想的理论整合与价值思考

演化发展经济学创新思想的突出特点是从欠发达经济角度,探讨落后国家如何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其核心内容是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机制。在范畴上,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创新概念涵盖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在技术创新层面,演化发展经济学认为产品创新比过程创新更能推动经济发展,并指出在技术—经济范式转变初期存在技术赶超的两大机会窗口。同时,在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过程中,制度也会经历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过程,这为欠发达国家通过制度创新进行赶超提供了机会。演化发展经济学创新思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赶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但其关于过程创新的论点也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