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预判性技术伦理思潮对AIGC治理的启示

传统的追溯性伦理治理已难以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快速发展。本研究在对比各国人工智能治理思路差异的基础上,基于预判性技术伦理的前瞻性、预测性、实践性、控制性等特点,从“组建多元化技术评估团队”“结合国情确定伦理分析框架”“研发期设定价值观与反馈机制”“厘清责任主体与协同治理”这四个维度,提出了治理AIGC内生性和外源性伦理风险的一些可操作性建议和方法。本研究提倡前瞻性识别和研判伦理风险,推动AIGC技术向善发展。

技术伦理视域下美国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审视:现实表征与规避策略

教育人工智能是一种新兴技术,在凸显其优越性的同时逐渐显现出诸多技术伦理问题。美国作为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的先驱国家,其教育人工智能技术伦理问题表征和规避策略更具典型性。美国教育人工智能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偏见、歧视:智能系统出现错误和技术漏洞时追责困难;海量数据搜集会侵犯学生多种权利;学生长时间使用智能系统可能面临发展障碍,出现“成事”与“成人”的价值冲突。为规避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美国制定了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标准,加强教育人工智能算法监管,出台数据保护指南和法案,并规范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我国应借鉴美国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策略,制定和完善教育人工智能相应政策,建立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全员联动监管机制,研制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培养和提升师生的人工智能素养。

从越界走向跨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伦理审思

数字技术是人类社会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是推进人类文明大跃进的生力军。数字化时代下职业教育的内核因素是数字技术,对数字技术伦理的审思有助于实现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过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当前,数字技术的相对无界性钳制了职业教育的有界性,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暴露于技术负能的风险之中,对职业教育的主体性、在场性、育人性和发展性等方面提出了挑战。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在厘清职业教育和数字技术边界的基础上,走“道器之路”、统“教技要素”、显“数字治理”,最终走向跨界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

德国技术伦理思想研究综述

技术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的一大热点。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发轫于德国,兴起于欧美。德国技术伦理研究开创了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对技术时代的政策制定、跨学科合作、科研人员伦理意识培养等重要现实问题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本研究通过对德国技术伦理思想进行较系统的综述,厘清了技术伦理在德国的发展脉络与过程,对于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

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技术伦理危机下AIGC的治理基点

随着ChatGPT的问世及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和光明前景,同时也带来了AIGC技术伦理危机及其治理的重要课题,“负责任”成为AIGC发展的关键诉求之一。AIGC技术伦理危机的生成具有独特诱发机制,主要包括:AIGC算法运行透明度低导致的沟通“不理解”、缺乏主观善意导致的决策“不可控”、人工智能幻觉导致的安全性“不可靠”、人机伙伴关系尚未建立导致的合作前景“不可持续”。针对诱发机制,制定“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准则和监管框架需要多主体协同发力:学界应推进人机互动中的可解释性研究,政府部门要加强立法和监管力度,人工智能行业应建立自治自律机制,用户要提升算法素养。

高校智能建造人才培养中的信息技术伦理教育探析

随着中国建筑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不断推进,建筑业从业者需以更高的信息素养参与智能建造实践,并积极构建和维护建筑业良好的伦理道德秩序。文章分析高校在智能建造人才培养中开展信息技术伦理教育的意义,包括培养学生信息技术伦理主体意识与主体能力、提升学生解决智能建造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积极应对全球化语境下的信息技术伦理问题等;提出高校智能建造人才培养中的信息技术伦理教育,需要引入课程思政理念,并依据融合性与层次性的平衡、跨域性与教育性的平衡、适切性与灵活性的平衡等原则,妥善整合设计课程,优化学生的知识体系与发展脉络,培养学生终生所需能力;探索对高校智能建造人才培养中的信息技术伦理教学进行系统化的方案设计,包括明确信息技术伦理教学目标、构建信息技术伦理教学内容、实施信息技术伦理深度学习策略、提升智能建造师资的信息技术伦理教学水平等。

通用大模型教育应用的潜在风险及其规避--基于技术伦理的视角

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在教育行业快速普及,可能引发教育的系统性变革乃至生态重构。虽然技术应用于教育可能导致的伦理问题多年来一直受到关注,但从未像通用大模型的教育应用这样引发人们对技术伦理问题的担心。一方面,技术作用于教育活动的基本原理具有同质性,因此通用大模型教育应用的伦理风险类型较之以往具有趋同性,然而,因其智能化水平不同,在风险程度上将可能加剧传统伦理问题:在教育安全方面,对教育主体与组织的隐私窃取可能加剧教育过程安全危机、意识形态渗透可能加剧教育结果安全危机;在教育关系方面:可能加剧“师—机”关系中教师的技术恐惧与技术崇拜,以及“机—生”关系中学生的技术沉溺;在教育公平方面,可能加剧教育起点不公平与扩大教育结果不公平。另一方面,通用大模型有着特殊的技术基础与特征,为教育带来更为颠覆性的变革并导致新异化现象,可能产生新的伦理风险:在教育安全方面,大模型系统的对抗性攻击风险可能使学生面临算法规制而产生新的认知安全问题、模型能力的涌现性可能会让通用大模型在教育应用中失控;在教育关系方面,“人—机”协同育人模式可能阻碍师生间情感与思想交流;在教育公平方面,使用者可能在毫无察觉之下受到通用大模型的不公平对待,教育过程公平很可能难以保障。为规避通用大模型教育应用可能产生的伦理风险,应注重在制作层面确保通用大模型的道德化,在实践层面细化对通用大模型教育应用的指导,在管理层面建立通用大模型教育应用的监管体系,在研究层面加强对智能时代教育行业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研究。

元宇宙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基于预知性技术伦理的分析

元宇宙的关键特征是基于多技术汇聚而形成的数字化空间,而该技术汇聚性特征会导致元宇宙呈现数字空间的隐私风险、主体性的解构之忧、意识的能动性消解和真实与虚拟的边界消散。由此作者试图引入预知性技术伦理(ATE)方法,并用“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负责任创新的方法以及预先防范的设计原则予以风险应对的辅助补充,在技术生命早期以及尚未根植社会生活内部的阶段提出可行性风险防范路径,进而达到应对元宇宙伦理风险的目标。

数智时代教育技术伦理的建构进路——基于道德物化理论的分析

荷兰学派的“道德物化”思想是当前西方技术伦理学研究的新思潮,其核心主张是通过把道德价值适切地“嵌 入”人工技术物中,以此为依托来规范和引导人类的道德实践行为。这一思想以伦理规范研究的“内在主义”转向为研究进 路,对当今技术伦理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前教育技术领域中伦理问题层出不穷,相关伦理研究存在片面和缺位现象。 通过梳理道德物化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可以当前教育技术领域伦理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进路。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技术伦理:维度分析、潜在风险、纾解路径

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基层治理发展的趋势,数字技术作为治理工具对基层工作产生深刻影响,在优化效能、转变理念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技术伦理的深刻讨论。研究认为,数字化背景下的意识转变、工具更新、空间融合以及情感联络等是引起技术伦理问题的主要因素。同时,技术伦理问题的分析也将涉及主体、技术及价值等维度。当前,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技术滥用、数字形式主义、数据安全以及数字鸿沟等问题引发了信任度降低、数字效能下降、数字生态破坏以及数字空间失范等技术伦理的潜在风险。对此,文章结合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出现的实际问题,提出完善监管机制、优化技术融合、强化主体责任以及加强人文关怀等对策,旨在通过维度分析、潜在风险剖析和纾解路径的提出,为数字化转型下的基层治理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便于推动技术与社会价值的协调共进。

体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技术伦理审视及规制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体育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审视和规制智能技术在体育领域中应用的技术伦理问题以保障其可持续发展,是个重要关注话题。基于此,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总结法、案例分析法探讨体育领域中智能技术应用的技术伦理问题,并结合现实伦理挑战和“体育特性”,提出以“夯实技术基础,培养专业人、明确责任主体,坚持以人为本、建立伦理制度,加强法律监督”为中心的伦理规制策略,为体育行业从业者、研究人员和决策者提供关于体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技术伦理思考和规范指导,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在体育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生物识别技术伦理治理技术研究——基于技术轨道理论

生物识别技术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在客观上也产生了隐私保护、公平应用等伦理问题。以技术维度为主线,这是生物识别技术伦理高效、敏捷治理的基础。基于技术轨道理论构建了生物识别技术伦理治理框架,梳理了生物识别技术轨道及伦理治理技术。高效治理的关键在于生物识别技术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算法、系统三个层面对隐私与安全保护、公平性检测等伦理治理技术的应用。以海康威视公司人脸识别技术为例,阐述了加大对伦理治理技术的应用,对确保生物识别技术可信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智能广告的技术伦理风险及其治理新探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广告领域的广泛应用,智能广告中技术应用引发伦理风险的问题逐渐成为焦点。从技术伦理学视角来看,目前智能广告中主要存在两类伦理风险:一是基于多端数据挖掘产生的消费者隐私侵犯、信息价值侵害和创意知识产权侵犯,二是基于深度学习算法产生的广告运作壁垒、消费者阶层分化和消费异化。智能广告中技术伦理风险的治理应先从观念化价值、经验化价值以及技术化价值三个方面建立治理原则,再从智能广告的设计、测试、应用、复盘四个环节制定治理策略,即伦理嵌入、伦理评估、伦理调适和伦理确认,以期规避和约束智能广告中的技术伦理风险。

技术伦理视角下ChatGPT对学生培养的辩证影响研究

从技术伦理角度出发,依照“数据—算法—功能”运作逻辑,辩证分析了ChatGPT对学生培养的影响。总体来看,ChatGPT性能高效稳定、对用户友好且互动性强,具有较强的场景通用性,是培养学生的有效技术工具;但ChatGPT也会引发对学生培养的反向驯化、认知弱化、偏见学习等诸多伦理风险。基于此,本文利用技术伦理中的“规约”思想,提出面向学生培养的人工智能“RED”规约模型,即通过综合运用制度规约、技术设备规约,以及课程设置规约,推动ChatGPT与学生培养体系间的动态平衡与互适。

教育元宇宙的冷思考:技术伦理视角

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智能时代,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融通形成的元宇宙引发广泛关注,教育元宇宙如何发展与应用也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尽管教育元宇宙有利于克服以往传统教育的弊端,有望赋能教育数字化的转型与升级,但也存在相应的技术伦理问题:其一,元宇宙数据治理缺位催生数据信任危机;其二,人机虚拟互动场域下教学权责模糊不清;其三,智能感知空间的“拟像化现实”诱发个体情感认知混乱;其四,沉浸式数字空间的隐匿性存在自由度失控风险。据此,应强化教育元数据收集系统的审查与分类功能,构建基于师生权益保障的元宇宙伦理责任准则,优化基于教育情境评估的沉浸式情感体验,创设基于开源元宇宙规则的教育主体对话空间。

“以道驭技”:电影工业美学的技术伦理路径

电影工业美学的构建既要遵循特定范式的美学样态,表现为一种超越性意义的主体性思考与中国电影经验,又需在开放性的考察视野中抵达“诗意境地”的技术界碑。在这层意义上,电影工业美学的拓展路径自然指向了技术之思的道德想象,即技术伦理“负责任道德向善”的核心地带。技术伦理作为电影工业美学新拓的可能存证,或将重思电影技术与人之异化、景观体验、道德物化等一系列伦理命题,重新接续电影工业美学与技术伦理尚未耦合的崖缝,从而真正在多元、宽忍、融贯一体的理论建构愿景中,实现质的跃升与“人是目的”的电影工业美学伦理关怀。

反思VR新闻:基于技术伦理和新闻叙事的视角

VR新闻是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新闻业而产生的一种新闻形态。VR新闻能够给用户带来沉浸式的现场感和逼真的感官体验,给予用户身临其境般的新闻阅读感受。然而在热潮之下,VR新闻仍有许多与新闻理念和新闻业务实践不协调之处,还存在一些技术伦理问题和新闻叙事缺陷。从技术哲学以及VR技术对新闻叙事方式的影响出发,反思VR新闻背后潜在的风险,以期推动新技术更好地应用于新闻业。

从人的至善到机器的至善——技术伦理视域下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考察

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效便捷,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目前,关于如何在人工智能中嵌入道德原则的思考多集中在对行为合法性的辨析与“价值对齐”的可行性研究上,而对应以什么样的价值选择进行伦理框架设计的研究较少。【目的】试图厘清人工智能伦理框架的价值选择来源。【方法】通过比较东西方伦理核心价值。【结果】提出需建立技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结论】为人们在意识与观念上建立具有“全球性”特征的人工智能伦理观念与伦理体系提供新思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思想的历史演进探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思想在历史演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向“科学进军”运动所传达的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思想引领新中国的技术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先进技术是经济建设的关键核心要素,效用目标成为衡量技术的标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技术至臻至善。生态技术创新与进步为民造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是影响其技术正当性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分析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因素,促使其将伦理理念转化为自觉的行为选择是值得学者探索的课题。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扎根理论,构建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法律与道德因素、政府引导与管制因素、社会舆论因素、市场环境因素、预期产出因素直接并通过企业实施技术伦理的意愿影响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企业伦理氛围和企业实施技术伦理行为的能力会调节技术伦理意愿对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影响的效果;企业特征因素直接影响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研究完善了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模型,对确保其技术活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