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初探

论证了美国实用主义及其主要特点:强调行动,坚持真理与效果的一致性,具有工具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从杜威的生产性实用主义技术观出发,阐述了实用主义有关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和建设社区生活应采取的相应对策的问题;并对生产性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所引起的争议加以概括评析。

论新科技革命时代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

生物技术的发展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人的主体性、生存环境、生命安全健康受到威胁,社会不平等加剧,科学研究自律性遭到破坏等。在学界的传统上,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呈二元对立格局。这种对立不能帮助我们消解问题。而技术实用主义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路径,为我们理解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新模式。在技术实用主义的立场下,建立"政府-科学-企业-公众"的责任共同体,对新科技革命时代美丽中国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论“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进路——以美国治理控枪为中心的分析

关于美国枪支问题,国内法学界主要有三种研究进路,分别是宪法—解释进路、枪支—宪制进路和权利—冲突进路。从宏观上讲,以上三种进路都有自身的研究特色和局限。从工程思维上讲,宪法—解释进路和枪支—宪制进路都属于解释分析问题型进路,而权利—冲突进路虽在一定程度上试图通过解决权利之间的冲突来缓解美国控枪的困境,但是其是一种大词化的“权利冲突理论”,并未精细化地阐释到枪支问题如何解决,操作性不是很强。在此境遇下,“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的进路可以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路径选择。此进路因为智能枪支技术的嵌入对身体和灵魂产生双重规训力而在理论上具有了治理控枪的可能性,而无线频率技术与生物识别技术的突破、智能设备使用的路径依赖、规训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下的财富最大化以及道德上的不可谴责性等条件使得此进路具有了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进而,此条进路可能会迂回地缓解美国面临的枪支宪制下的民主困境。

近代中国的“以礼入法”及其补正——以清末民初民事习惯法典化为例的实证研究

面对民事习惯在"个人习惯—社会习惯(地域性习俗—全国性惯例)—国家法"的演进过程中,受人口、地域和司法导入机制的影响而形成的国情困境,中国近代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种自上而下的道德实用主义道路,"复制"了历史上的"以礼入法"过程:将民事习惯法典化的国情困境道德化,归因于习惯自身的碎片化、封建落后、不合时宜;并借助于道德化/意识形态化的节约机制等功能,快速实现了民法典的现代化,但又使民法典走上了去中国化的脱嵌化的道路。为此,中国法治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能将法治推进到技术操作层面的技术实用主义意识形态,也需要一种将民事习惯法典化嵌入到中国社会进行透视的嵌入性分析方法。